東地下黨沒有好人”這樣嚴重違背客觀歷史的政治結論，從而造成了與“紅巖”和“11·27”大屠殺中相關的所有犧牲了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的政治命運發生了徹底的顛覆，由此也使他們的親屬、戰友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有一位與江竹筠、李青林、齊亮等一起被敵人作為“重犯”槍殺於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歲就入黨的“紅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擔任過中共地下黨川東臨委及臨委書記王璞的交通員，為了革命事業，他屢屢出生入死，承擔組織交付的一個個艱鉅而機密的事，同時袁尊一又獨立擔任相當量的組織工作，單線發展和培養了如塗兆興、幸錫祥、謝以思、譚月英等一批同志入黨。王璞同志犧牲後，袁尊一作為了解川東地下黨組織的特殊人物，他又與川東臨委秘書長肖澤寬等同志並肩同敵人進行了一場場你死我活的殊死搏鬥，接受了殘酷鬥爭條件下的種種考驗，具有卓著的組織能力和對敵鬥爭經驗，在同志們心目中威性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時，在到重慶市臨江路的地下黨員何忠發那裡時，因叛徒劉國定出賣了何忠發而被埋伏在那裡的特務們被捕的。由於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關押在重慶渣滓洞監獄，受盡酷刑。特務們曾讓叛徒劉國定當面與袁尊一對質，袁尊一大義凜然，將劉國定罵得狗血噴頭，無地自容。特務頭子徐遠舉不相信年紀輕輕的袁尊一這麼“硬扛著”，便親自審訊，結果一無所獲。袁尊一的堅強表現在這位心狠手毒的特務頭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後，在我監獄裡接受改造的徐遠舉，曾在自我交待罪行材料中有過關於袁尊一的話：“袁尊一，20餘歲，四川人，地下黨員，1948年夏，他去臨江路佔家巷解中旅館與地下黨員何忠發聯絡被捕，以後犧牲於渣滓洞，被捕時特務們在他身上搜出一兩金子，我同他見了一面，我問他家住什麼地方？家中有什麼人　？＇…＇他說：‘家住在朝天門，只有一個老母親……’他反覆說：‘我母親雖然沒有飯吃，不會要你們的錢的。’”可見，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和物質誘惑的堅定的共產黨員。1949年11月14日，敵人之所以將袁尊一作為與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殺害，足於說明他在敵人眼裡的份量。就是這樣一位令敵人都感到心驚肉跳的不屈不撓的共產黨員，卻在“文革”中被誣陷是“叛徒”。關於袁尊一，他的戰友們還知道他在生前做過幾件特別令戰友們感動的事，那就是他還收養了烈士王璞和左紹英夫婦的女兒小凱渝（解放後改名為雷詠雪）。袁一家為了讓烈士的後代少受心靈傷害，百般呵護，關愛無比。可是袁尊一犧牲後，他自己的親生女兒不到3歲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發展的地下黨員謝以思，承受不了失夫喪女的沉重打擊，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親為了讓烈士兒子有人繼承，便將袁尊一的親胞兄袁昭儀之子袁繼武作為烈士之子，而且這一過繼關係，得到了政府認可，從此沒有了後人的袁尊一有了繼承人。然而，令人無法理喻的是，像這樣一位實際上是“斷後”的共產黨人，江青及其爪牙們仍然沒有放過對他們的汙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誣衊為“叛徒”後，原來在敬老院的他的賢良而有覺悟的老母親也不得到照顧，被病魔拖死於1971年；曾經是他妻子的謝以思也沒有被造反派們放過，長期被關在陰暗潮溼的牛棚裡罰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於1978年，時年不到60歲。連“父親”是什麼樣都不知道的過繼來的兒子袁繼武也因為是“叛徒的兒子”，被剝奪了升學、當幹部的種種權利，一直生活在最低層……

袁尊一烈士及其他的親人們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激憤了他的戰友和同志。有一位曾經是以袁尊一為革命引路人、女地下工作者譚月英（後改名叫譚群生），實在無法接受自己的戰友和上級的袁尊一烈士會在犧牲後受到如此殘酷的誣陷和他全家的政治迫害，從“文革”初期的1966年開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蹟，歷時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蹟》的文稿出版工作。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與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戰鬥中，深深地愛上了自己的上級但始終沒有表白過一句話的女共產黨員，當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兒、妻子改嫁、養女也被領走後，便默默地將自己的女兒改名為“楊袁鋒”，默送給烈士作義女。為了感謝這位後半生幾乎是在為烈士而活著的、心懷誠摯愛情的女共產黨員的崇高精神，讓更多的人瞭解袁尊一的事蹟，在此我們摘錄譚月英女兒根據她母親幾十年整理收集的袁尊一事蹟而作的一次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