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決心。她的精神得到人們的稱頌，很多報刊、雜誌上都登載了媽媽的事蹟。1980年11月25日，在歌樂山烈士陵園為我的媽媽舉行了隆重的遺骨安葬儀式……

李繼業的媽媽楊漢秀的遺骨，晚了41年放進紅巖革命烈士紀念地。就是這樣一位歷史非常清晰的烈士，為了給予她應有的正名，烈士的親屬和戰友們曾經到處尋求組織解決和幫助尋找遺骨的工作，前後花了七八年時間，僅僅為調查烈士被害過程和尋找與挖掘烈士屍體就運用了數以百計的人員，其間歷盡的周折難用筆墨形容。最後如果不是周恩來總理的秘書等重要證人出面作證，也不知結果如何。然而，畢竟楊漢秀這樣英雄名字還是被最終列入了紅巖革命史冊上，可相比與楊漢秀，還有許多革命先烈的死後命運就要差得多了。

三

“11·27”大屠殺，留給中國共產黨人的考驗實在太多，而且涉及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僅僅是那裡已經犧牲了的人們，還有他們的戰友、親人和組織……當然，那些革命烈士們自然一直是各個歷史時期出現的風雲變幻中的主角。這些主角，他們自己都不曾想到在他們犧牲後的很長很時間裡，關於他們的故事其實一直就沒有完結過，而且有時則越變越複雜和曲折。為什麼有這種情況呢？那場“文化大革命”浩劫自然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曾經有一段時間，江青掌握了主宰中國文化命運的生殺大權，在她推行“樣板戲”的同時，對所有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藝術一概否定之，《紅巖》被推入了“反革命大毒草”之列，那些在《紅巖》中出現的英雄人物自然跟著倒黴。除了“江姐”命運稍許好一些——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對“紅梅贊”很欣賞，所以膽大妄為的江青沒敢全盤否定江姐，但江青知道有一個人特別欣賞《紅梅贊》，這個人就是當年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來。江青為了實現她徹底否定《紅巖》，便在一個重要場合放出這樣的風：川東地下黨和游擊隊沒有一個好東西。這話一出，立即被林彪、“四人幫”一夥及其牙們用來誣衊和陷害《紅巖》及其“11·27”大屠殺中犧牲的所有革命志士。那是一個顛倒黑白的年代，江青的一句話，幾乎使所有與“紅巖故事”相關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們，一夜之間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場浩劫對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們的親屬與戰友們帶來的傷害，從某種意義上講絕不遜色於當年徐遠舉等劊子手們實施的慘無人道的那場“11·27”大屠殺的殘酷。這是因為，當年像江竹筠、許曉軒、陳然等面對法西斯分子的屠殺還可以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等表現自己信仰的口號，而在這場政治浩劫中，許多革命先烈士，他們原本已經安穩的屍體和靈魂，卻要被“造反派”們從烈士墓中挖出來扔棄在荒地裡、陰溝下……他們的那些本來已經擦汗眼淚的親屬們，則重新被一個個撕開痛失親人的傷疤，甚至直接或間接地被推到革命的反面，接受更殘酷的政治迫害和摧毀性的心理打擊。在重慶，在四川，曾經出現了許多無法想象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紀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塗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頒發的烈士證明書被“沒收”並燒燬，烈士的子女成為“黑五類”。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紀念會，被誣衊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復辟會”。有一位烈士的母親因為事先並不知道造反派已經將其犧牲的兒子列入了“叛徒”黑名單，所以依舊去參加紀念活動，結果造反派將其拳打腳踢，像當年徐遠舉等劊子手向她兒子施暴一樣，讓烈士的母親坐老虎凳，最後烈士的老母親被活活的折磨死去。《紅巖》作者之一的羅文斌之死便是例證，他的夫人至今都不相信曾經在敵人的白公館屢受特務分子嚴刑拷打而不曾屈服過的丈夫，怎麼可能會在造反派的一番恫嚇和汙辱下就“跳樓自殺”了？厲華堅信，他從上世紀八十年初第一次接觸到那份由羅文斌當年在出獄向組織寫的《獄中報告》不可能無原由地少了兩章半內容，“肯定羅廣斌在《獄中報告》上面的內容更具體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在獄中和平時工作中的不良形象，因此有人會想盡辦法讓原本完整的報告出爐，然而這又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厲華認為。

以為推翻了蔣家王朝、曾經統治了幾十年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逃到了臺灣，我們大陸成立了人民共和國就萬事大吉、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太大錯特錯了！如毛澤東所言：一切垂死掙扎的反動階段及其代理人是不可能放棄他們的反動立場的，他們始終不渝地會尋找機會對真正的革命者和我們的事業進行各種各樣的報復和破壞。林彪、“四人幫”一夥人為了他們的反革命目標，借“文革”的機會，製造“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