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公演的盛況，有人寫為“田漢在四十年代報刊上”（見李輝著《田漢——狂飆中落葉翻飛》第３頁），這是錯誤的。４０年代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法幣貶值上百、上千倍。且４０年代抗戰期間南京早已淪陷。］　。　想看書來

抗戰前夕上海的文化人（5）

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爆發，田漢和陽翰笙離開南京。1938年抗戰政府的軍委第三廳在武漢成立，郭沫若任廳長，田漢任戲劇處處長，月薪法幣300元。 田漢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自己從來不曾提起，也不屑計算。夏衍回憶說：“不管他寫書、演戲、辦雜誌、搞劇團，甚至於請客吃飯，在他心目中從來不考慮到錢的問題。有了錢，比如一本書出版了，拿到一點版稅，就大夥兒用；用完了，沒錢了，就大家掏腰包，買大餅油條過日子。有人說他們是法國的波希米亞式的文化人，有人說他們是原始共產主義者。”（引自夏衍《悼念田漢同志》）陽翰笙回憶說：“田漢精通日文，每天只要花上三分之一的時間來翻譯，就可以從中華書局獲得優厚的稿費，生活得好一些；可是寧願身上一文不名，跟大家一起睡地鋪，吃大鍋飯，把全部時間和精力貢獻給進步戲劇運動。”（引自陽翰笙《田漢同志所走過的道路》）鄭亦秋回憶說：“每天他都是東奔西跑，搞聯絡、組織演出、排戲、寫詩、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雖然那時他很有名氣，寫寫文章就能得到許多稿酬，如果細心也可以積攢下不少錢來。可是，他天生的仗義疏財，口袋裡經常是空空的。一旦他有了錢，不是傾囊幫助他人，就是交給演劇隊充實大家的伙食。有時，為了給大家開伙食吃飯他甚至去典當。”（引自鄭亦秋《我的良師益友》） 夏衍的經濟生活 夏衍原名沈端先（端軒），1900年10月生於浙江杭州。１９１４年他１４歲，到染坊店當學徒；期滿以後，每個月可以有2銀圓的工資。１９１６年他進了中學，伙食費、書籍費、學雜費一共不到5圓。不久轉入浙江公立甲種工業學校（５年制），１９２０年畢業，由學校保送到日本報考官費留學。先發預備費２００銀圓（當時匯率中國1銀圓＝１。２日圓），到日本的交通費輪船三等艙、火車三等座，一共只要幾十圓。 ２０年代初，留日學生每月官費６０銀圓，摺合７５日圓左右。日本的生活費用，在東京的小飯館裡，一碗湯麵５錢（閤中國４分銀圓），一份牛肉蓋澆飯１０錢（閤中國8分銀圓），所以中國留日學生的生活比較寬餘，每月除了衣食住行以外，還可以買些書籍、日用品等等。中國公派留日學生每三年發一次旅遊費，大約８０—１００銀圓。１９２０年前後，日本出版界“圓本”流行，這是一種文史哲叢書，每月出版一本，每本定價1日圓。當時沈端先每月節省1日圓訂購了一整套世界戲劇名著。 夏衍從東京學成歸國後，１９２８—１９３４年在上海的公開職業是日文翻譯者，主要依靠譯書為生，譯文稿費每千字２圓。他每天一清早起來就譯書，堅持翻譯2000字，每月譯稿費１２０圓，相當於今人民幣４000元左右。這是一筆可觀的固定收入。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間上海藝術劇社創立，第一次募捐經費大約２００多圓，其中陶晶孫捐款４０圓；沈端先翻譯了一部日本小說，由潘漢年經手去換了２０圓稿費；鄭伯奇、潘漢年各自捐款２０—３０圓，其他人也捐獻了一些。１９２９年冬，上海藝術劇社排完了戲，到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口的“白宮”小飯館去吃飯，一客“兩毛小洋”即“雙毫”的銀角子，僅合大洋1角7分。（陳注：6個“雙毫”才合1銀圓“大洋”。詳見本書附錄。） １９３２年淞滬戰役結束之後，夏衍從唐山路搬家到法租界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普益裡，弄堂房子二層樓一開間半，他回憶說：“頂費不算貴，二百五十圓”（全年租金，約合今人民幣8000元）。 １９３２年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由洪深介紹，聘請鄭伯奇（化名席耐芳）、錢杏邨（化名張鳳梧）、沈端先（筆名黃子布）擔任編劇顧問，每月每人致車馬費５０圓；不久，藝華影片公司編劇委員會田漢、陽翰笙又聘請夏衍和周揚等擔任藝華的編劇顧問，每月車馬費30圓。加上每天譯書的稿費，每年出書有上百圓法幣的版稅，編寫電影劇本還另有酬勞，這樣，夏衍每月至少收入２００圓，合今人民幣７000元以上。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４日《救亡日報》發刊，由國共兩黨各出資5000圓作為開辦經費。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夏衍結算了100多圓的版稅。在公共汽車上被扒手偷走60圓（當時大米7圓一擔160斤），這可不是小數。 總之，夏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