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老家，寫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見刊用。不久受聘為高小國文教師，但因宣傳革命而被勸退，發給半個月工資（估計有十圓）。次日即往北平，立志做職業革命家，與潘訓等籌辦“左聯北平分盟”，任三人領導小組的“組織委員”。他暫時寄居學生公寓，在各大學推行讀書會，如北大的“曙光會”、師大的“今日會”等。 馮毅之回憶說：“我參加革命後，感到最可怕的並不是被捕、坐牢、受刑，而是貧困沒辦法生活。因為那時候，中國共產黨沒有掌握政權，沒財政收入，革命工作者不但沒有工資，連最低生活費也沒有，完全靠自己謀生。我在北平半年多，身上的錢化光了，不但沒有親朋好友可借，連能管飯的同志也找不到。（１９３１年夏天）我只好回到山東益都縣我的家鄉，正遇上我的好朋友劉某到益都縣東關高等小學任校長。我去當了國文教員，月薪二十圓，高興得不得了。” １９３２年益都暴動失敗，為避難，秋天他又離家去北平。父親向親友借下20圓錢，除了路費，已所剩無幾。他找到了黨的組織關係。為解決生計，他租了個洋車（黃包車）做車伕。馮毅之後來回憶說：“拉車的生活使得我瞭解到，車伕的思想感情和愛好，不但與富有的資產階級不同，與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也不同。他們沒有奢望、沒有幻想、只求溫飽。他們對於豪華的遊樂場、影院戲院是不敢想的。喜愛的是有五花八門雜藝的天橋和街頭巷尾的小飯攤。到天橋去化不了幾個錢就可以看到雲裡飛的滑稽表演，大金牙的洋片和粗俗逗趣的相聲，以及雜耍、武術、高蹺等各種各樣使人心情舒暢精神愉快的民間藝術節目。街頭巷尾的飯攤價錢便宜，小米粥玉米窩窩十分香甜。有時買賣好，多掙了幾個錢，買上二兩酒、一毛錢的豬頭肉，喝上兩盅，再吃頓白麵饅頭，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我愛好文學，曾寫了《洋車伕日記》，一直儲存到抗日戰爭時期（後來在戰鬥中全丟失了）。”（馮毅之現為山東省第二幹休所離休幹部，１９９９年出版《風雨滄桑一百年》文集。） 3。　王堯山 １９２６年，１６歲的王堯山（生於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０日）從江蘇省溧陽縣到上海學生意（當學徒），每月發１塊銀圓。後來，他在浦東電氣公司謀得一份工作，每月收入20多圓。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左聯一般青年成員大多是這樣的城市貧民。 王堯山在六十多年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入黨後，大部分工資交了黨費。”（《新民晚報》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第２３版） 關於黨費問題，值得研討、考證。據老黨員楊纖如同志說：“平常連繳黨費都感到困難，象工人，每月繳三五個銅板，略表組織觀點而已，再多就會影響吃飯。學生稍好一些，也不過每月繳一兩隻銀角的黨費。只有成名的左翼作家和有社會職業的同志，才能繳出為數較大的黨費。有的作家往往把一篇文章的稿費全部拿出來繳黨費，甚至有人把一本書的大部分稿費繳了黨費。”（引自《新文學史料》１９８０年第一期９０頁） 那時，王堯山公開的職業在浦東，而黨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據他說，他常常是在浦西幹到很晚；由於這樣來回很費時間，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間房。他對記者回憶說：“當時因為大部分錢要交黨費，租房間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間和閣樓。也因為形勢非常險惡，住的地方常常要換。只要聯絡的人中有一個被捕了，就必須馬上換地方。” ３０年代在上海市浦西租用亭子間房費大約10圓，每月個人生活費也需要10圓左右。 王堯山２５歲左右曾經擔任左聯中###團成員、組織部長。［陳注：據馮雪峰迴憶說，“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間，左聯的人事變動，我完全不清楚。在我腦中留下的一點印象是：好象胡風在這兩年中做過左聯的宣傳部長，路丁（王堯山）做過組織部長。］他的住址在今江寧路新閘路之間，一個大弄堂裡的三層閣樓上。據他說：“１９３６年３月魯迅就在這個小閣樓上與當時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會面，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此說待考。。　最好的txt下載網

抗戰前夕上海的文化人（4）

１９３６年４月下旬，馮雪峰由張聞天、周恩來派遣從延安秘密抵達上海，先會見了魯迅，後與王堯山接上關係。這年１０月，中共駐上海辦事處成立，主任潘漢年、副主任馮雪峰。１９３６年底，組織了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任命王堯山為書記，沙文漢和林楓為委員。（王堯山現為離休老幹部，上海市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 田漢的經濟生活 田漢（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原名田壽昌，生於湖南省長沙縣花果園一個農家，幼年喪父，家境貧寒。１９１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