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重新規定醫務界的道德標準——不是作為醫生之間職業上的一種成規，而是作為醫務界和人民之間的基本道德和正義準則。

在現代醫務界裡，我們需要少來幾個內外科的名醫，多來一些有遠見的、在社會問題上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

社會化醫療制意味著：

第一，保健事業成為像郵局、陸軍、海軍、司法機構和學校一樣的公共事業。

第二，它是由公共基金維持的。

第三，大家都可以得到照顧，它不按收入的多少而按需要來決定。慈善事業必須廢止，而代之以公正。慈善事業敗壞施捨者的品格，同時使接受的人墮落。

第四，它的工作人員由國家付給報酬，薪金和養老金都有保證。

第五，它的工作人員應享有民主的自治。

二十一

他的理想，雖然不久就在政府官員和各界領袖當中流傳開來，卻又碰上了因果關係的連鎖反應，這種反應以前曾一再惡性迴圈似的從支撐點上把他的信念沖走。一天，有人問起他的計劃怎麼樣了，他開啟報紙，指著大標題：叛軍飛機轟炸馬德里。

所以都是一回事：醫院裡的孩子、醫生兼藝術家的理想、正往下落的炸彈、冷心腸的政客、正在向全世界大聲求援的西班牙城市。

二十二

他接見了一個不速之客——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員會派來的一個發言人。委員會的總部設在多倫多。作為援助西班牙共和國的第一個行動，委員會決定派一個醫療隊到馬德里去，所需的費用直接向加拿大人民募集。委員會一致認為，在全加拿大最合適的隊長人選是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如果他肯擔任的話。

他的客人走了以後，他獨自坐著沉思了很久。

他應該怎麼辦？這是一個嚴酷的問題。九年來他盡力想法要解決一個多少世紀以來使醫學界感到棘手的問題：撲滅肺結核。他認為他終於找到了一條途徑，但是那需要工作、說服、不停頓的宣傳、不尋常的鼓動方法。他現在能把這一切都拋棄嗎？

而且，他問自己，他個人的地位怎麼辦呢？假定他果真到西班牙去？他以後去哪兒？他已經四十六歲了，剩下可以做外科醫生的年月並不太多。他三十九歲剛開始搞胸外科，而在那個年齡一般醫生的事業已經大為可觀了。這一切，也許他作為一個胸外科醫生的整個前途，都得扔在一邊。他問自己，個人因素究竟在什麼時候讓位於更重大的問題？

更重大的問題卻使他沒有機會從個人因素的觀點來考慮。從西班牙傳來的訊息越來越緊急。來自柏林的種族主義的宣傳，“瘋狂傳播得太快了，”他會突然對朋友們嚷起來。“他們在德國、在日本、現在在西班牙都已經動手了，他們到處公開活動了。如果我們不趁著我們還能制止他們的時候在西班牙制止他們，他們將來就要把全世界變成一個屠宰場。”

一天夜晚，他一個人在公寓裡，在窗前站了很久，望著下面的廣場出神。然後他在書桌前面坐了下來，翻閱了他的書信檔案，寫了給上司的辭職信，立下了他的遺囑。兒童美術學校在能夠靠公眾捐款維持以前，可以從他的銀行存款裡取錢用。弗朗西絲有代理委任權來處理他的一切財務。萬一他去世了，他的全部財物都歸她所有。

三個星期以後他動身前往西班牙。

二十三

眼看聖誕節就到了，馬德里卻仍是一片漆黑，實行著宵禁，受到用鋼鐵武裝著的敵軍的攻打。過一會兒，如果月亮穿出雲層，也許轟炸機就會飛來，在天空中發出兇惡的咆哮。

敵人在下午四點準時開始了轟擊。炮彈搜尋著人口最稠密的區域，有規律地呼嘯著落到街上。晚飯時候轟擊又開始，延續了一個小時，那正是大街上擠滿了下班回家的人的時候。馬德里！負傷、流血、震盪、叛賣……

白求恩隊長在一排傷亡人員中的第一個戰士身旁跪了下去。“嚴重的休克，”隊長輕輕地說，“我們就從他開始……”

“現在準備好了。”那是一個普通的瓶子，但是盛著一種寶貴的液體。血液！深色的，神秘的，流動的。血液——可輸給任何人的血型，仍然像在活著的輸血者的血管裡一樣又濃又粘，它能夠起死回生，隊長把溫暖的血液——從一個無名的馬德里人的熱情的血管裡來的——第一次輸進了他腳下垂死的戰士的出血過多的血管裡。

那小夥子動了一下。他的牙齒不再打戰了。他的頭開始活動起來。他睜開了眼睛，露出了笑容。“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