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同治三年（15）

湘軍的大帥們透過歷年征戰，完全想通了財富不滅的原理。在他們眼裡，戰爭不但沒有帶來貧窮，反而挖掘出了巨大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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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省，有山有水，百姓自古吃稻米，喝魚湯，雖無富豪之家，也不至於餓死。這裡的官府收不到多少賦稅，一省的收入只比得上江浙的一個大郡。

但是，自從太平軍興起，湖南便成為清廷軍餉的一個大源頭。一開始靠的是捐輸，平頭百姓捐錢做官，來支助軍隊。後來採用了起始於揚州的厘金法來供給軍餉，較之於依靠捐輸，似乎是個更好的辦法。

有人認為，捐輸其實是個笨法子，流敝很大，傷風敗俗。胡林翼說：“如今謀劃軍事的人，都喜歡談論團練，說到軍餉，則急於從捐輸獲得。因為這樣能得到大筆的錢財，不用費什麼力氣，就能取利。如果朝廷懷著無本取利的心思，則政事就會腐敗，命令剛下，百姓便會暗中窺探。”

而且，捐輸的獲得並不容易。索求捐輸，必然會避開富貴權勢之家。曾國藩建立湘軍之初，大義凜然，想要抑制豪強，摧毀官官相護的關係網，命令已故總督陶澍家帶頭捐獻一萬兩銀子，給鄉人做個榜樣。陶澍的兒子找巡撫告狀，把家裡的田產文券送給藩司，官員和讀書人紛紛抗議，曾國藩不得不作罷。

後來，湖南布政使李榕提倡大戶領先捐米，當時曾國荃號稱擁有一百頃田地，按照法律，屬於上等人家，當在應捐獻之列。可是李榕無法過問這件事。而他作為首倡者，立刻成為權貴們的眼中釘，京城的流言終於毀掉了這個官員。

這樣一來，捐輸的實行，會使好心人受到盤剝，卻肥了不肖之徒。實行的時間長了，剝光了好心人的銀子，就不會有什麼效果了。總計全國每年得到的銀子不過二十萬兩。清廷發現這個辦法為害政治，於是宣佈停止。

然而，自從1851年以來，盛衰相參，民間捐輸的銀子，總計也有了一千萬兩。因捐輸得官的人其實並不多，比軍功保薦的還少了十分之三，而他們的才智、為官之道或許還強過正途得官的牧令太守。所以說，捐輸為害政治不假，卻未必給吏治帶來了什麼混亂。

雷以諴在揚州用了錢江的計謀，上奏確定商稅和關稅的稅率，本錢一千而取三十，也就是按本金的百分之三收取。向店鋪收稅，則是按收入的百分之一收取。厘金的意思是每金取一厘。

揚州雖然是厘金的發源地，但是實行最得力的地方，卻是湖南和湖北。後來東南各省紛紛仿效，軍餉缺乏不找農民要，對農民寬鬆，對商人嚴格，對內寬鬆，對外宰割。

曾國藩率部於1854年底攻克武昌，攻打九江，便命令胡大任、何玉棻和孫謀在漢口辦理厘金。百姓向總督楊霈告狀，楊霈下令逮捕胡大任等人。胡大任是禮部主事，好歹有些來頭，曾國藩也行文給楊霈，為胡大任爭辯。楊霈不得已，便把過錯推到藩司頭上。

不久，太平軍又攻佔了武昌和漢口，厘局便在湖南興起。郭崑燾特別喜歡談論厘金，倡議起用士人，派他的弟弟郭崙燾輔佐總局，而府縣厘局任職的人都是諸生，容易與商人相處。院司雖然也擔任委員，不過是掛個空銜而已。後來，官員們略為資助一些薪餉，再後來，陸增祥總管省局，才把權力交給官員，諸生們也都因保薦而得到官職，一個個文質彬彬，衣冠整齊，簿冊井井有條，下級服從上級，但稅收卻越來越少。

布政使吳元柄和塗宗瀛削減辦公經費，燈油和茶葉，令他們自行解決，每年也能省下一千多兩銀子。然而湖南的厘稅，起初每年能收一百三十萬兩，到了陸增祥和吳元炳時，每年只有一萬兩。

江西物資豐饒，面積廣闊，起初湘軍靠著江西供餉，而後來這個省多次受到戰火摧殘，不能長期供餉。湖南的軍需得到充實，是從湖北開始的，後來開啟了上海這扇門，都是靠厘稅供給，這就是吃軍隊所在地的租稅。

湖北有四川這個近鄰，得天獨厚，多數厘稅都是從川鹽而得。在和平時期，淮引正課不超過三十萬兩銀子，還天天抱怨鹽稅太重，拖欠的稅收年年積累。太平軍佔領江南以後，鹽運阻塞，四川的鹽靠著船運沿長江而下，官府便在沙市設立厘局，嘗試抽稅，將多餘的錢交給官府開支，每年增收的銀子多達一百多萬兩。當時湖南也使用廣西的私稅，院司打算按照湖北的辦法收取，但無法仿效，然而每年也能收取三四十萬兩銀子。

1864年，同治三年（16）

1857年，駱秉章採納左宗棠的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