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載體存在，人首先是經濟工具，而人性價值、個*利和個人自由被犧牲太多。一個人可以因為“不孝”而處死，等於說人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金融交易的載體，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體現“養子防老”，不承認超越金融交易載體的*。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場代替儒家“孝道”體系之後，壓在家庭、家族之上的經濟交易功能會逐步從家庭、家族剝離，信貸、保險、投資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場取代，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金融市場正在把中國家庭從利益交換中解放出來，讓家庭的功能重點定義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應該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換場。金融市場就是這樣讓中國文化走出儒家的剛性體系。從這個意義上，“五。四”運動主張的“打倒孔家店”、解放個人，還必須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場的發達，否則，“孔家店”還無法被打倒。

五

開始從社會的角度理解金融、從金融的角度理解社會變遷之後，我的思想世界頓時熱鬧了許多，原來文化就是這樣隨著人類生存的需要而演變、調整的，或者說，文化價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機率，第二是最大化個人的自由。也就是說，當生產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發達的時候，人們會為了生存而願意犧牲一些個人自由，比如，以前人們願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綱五常”剛性社會秩序。但是，一旦物質生產能力足夠高、金融市場足夠發達，繼續犧牲個人自由、個*利就沒必要，社會文化必然會做相應調整，這也是中國今天的經歷。

這是什麼意思呢？劉教授是廣州一所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他研究中國曆代契約的變遷史，其學問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劉教授來耶魯大學訪問一年。期間，他講到自己的親身故事。2004年，在上海的內弟結婚，要花120萬元買150平米的房子。他的內弟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萬，他們手頭的積蓄有30萬，所以，買房子還缺90萬元。那90萬元怎麼找到呢？

一種可能當然是小王從銀行做按揭貸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後的月供大約4832元，年供不到6萬，他們當然能支付，但佔小王夫妻未來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過，小王和未婚妻不願意做按揭貸款，他們跟父母說，如果做按揭貸款，讓他們不是一結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嗎？小王的父母想想，覺得也是，不能讓年輕夫妻背上這麼重的擔子！正好他的父母年紀60出頭，已退休，手頭有60萬養老用的積蓄。就這樣，小王父母拿出手頭60萬的積蓄，劉教授夫婦把手頭僅有的20萬積蓄貢獻出，另一位親戚出10萬，給小王買上150平米的房子。

序言 金融的邏輯是什麼？（7）

當然，劉教授的故事對中國人很普通，沒有什麼稀奇。只是這種安排改變了小王大家庭的關係和性質。第一，劉教授現在一想起這事就惱火，作為歷史學教授，自己的收入不高，20萬的積蓄是他當時所有的錢。他說自己在廣州的房子還不到70平米，憑什麼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積蓄供他內弟買那麼大的房子？所以，從那以後，提起他內弟，首先想到的是他過去的積蓄，而不是他跟內弟的感情有多麼好，況且也因為那筆錢使劉教授跟夫人的關係緊張！

第二，本來，小王父母可以把自己的60萬養老錢理財投資好，等再年老之後，自己能有錢養活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尊嚴。但是，現在錢都給了兒子，今後的養老就只能靠兒子、女兒了，也就是說，不管今後跟媳婦、女婿是否處得好，也沒有別的選擇，只好跟他們一起住，或者靠他們供養，等著他們給錢。這樣，本來可以自立養老的小王父母，今後就只能看別人的臉面養老了，不能有自己的自主生活空間，不能想怎麼花錢就怎麼花了。

同樣糟糕的是，正因為小王這麼容易就得到90萬元的幫助，讓他無法感受到靠自己勞動養活自己的責任，那看似“免費午餐”的90萬，只會培養懶惰。

而如果小王是透過90萬按揭貸款，表面看會給小王夫婦帶來月供壓力，但是，這種壓力不是壞事，會迫使小王奮發向上，培養“自食其力”的個人責任。同時，這也讓其父母留住養老錢、年老後有自尊的財產基礎，可以理直氣壯，不需要看子女的臉面。另外，對劉教授夫婦來說，他們的關係就不會出現緊張，也當然不讓劉教授一想起內弟就想到自己失去的積蓄。

實際上，這兩種安排，給每個人帶來的自由度也截然不同。試想，小王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