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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臉不僅使第一個看到他的塞梯尼亞茲動心，也使後來所有見過他的人動心。倒不是因為他長得英俊——他的五官並不十分端正，——而是因為他一方面顯得十分鎮定，同時又給人一種外鬆內緊的感覺，猶如千鈞一髮，簡直毛骨悚然。這決不是一個認命的人的臉，儘管在集中營裡死亡和絕望留下的烙印比比皆是。主要的是你會注意到，這雙灑著些微綠色斑點的灰白眼睛，看起人和物來有一股威靈顯赫的力量。

接下來的幾天工夫，雷伯幾乎老是在睡覺。然而，一場小小的騷動卻由他而起。一批以前的囚犯來找斯特羅恩，聲稱他們代表所有的難友提出抗議。他們拒絕與一個“黨衛軍的雄婆娘”同住一處。他們用的字眼還要難聽得多。但是那位來自新墨西哥州的紅髮矮個子少校沒有理睬這一要求，他有別的問題需要操心：毛特豪森集中營不斷在死人，每天都要死好幾百人。

關於那個少年的事，斯特羅恩對塞梯尼亞茲說：“我明白，要是沒有你的話，他一定已經送命了。好好照顧他吧！”

“可是，我連他的名字也還不知道呢！”

“這是你的事情，”斯特羅恩用他的高嗓門回答。“從現在起，我就把他交給你了。”

這次談話發生在五月七日的早晨。塞梯尼亞茲把該少年安置在集中著那些尚待決定命運的“卡波”（注：集中營中管理囚犯的囚犯）的棚子裡。塞梯尼亞茲為此而責備自己。如果有人想把任何壞事歸咎於那個陌生的少年，都會使塞梯尼亞茲產生反感。他去探望過那少年三次，只有一次發現他醒著。塞梯尼亞茲想問他一些問題，但得到的回答卻是迷離恍惚的嚴肅目光。

“你認識我嗎？是我把稱從墓坑裡拉出來的”沒有回答，“至少，你應該把自己的姓名告訴我！”沒有回答，“你對我說過你是奧地利人。你一定很想和家裡取得聯絡吧？”沒有回答，“你是在什麼地方學會法語的？”沒有回答，“我只是想幫助你”

那少年閉上眼睛，轉身面壁。

第二天，五月八日，塔拉斯上尉從慕尼黑趕到此地，帶來了德國投降的訊息。

喬治·塔拉斯是喬治亞人——不是美國的佐治亞，而是蘇聯的喬治亞（注：美國的佐治亞（州）和蘇聯的喬治亞（共和國）在法語和英語中拼寫都是一樣的）。在哈佛大學，塞梯尼亞茲就聽說塔拉斯是俄國貴族出身，一九一八年全家移居美國，一九四五年，他四十四歲（注：這和書中其他地方描述的年齡有衝突），顯然已授予他自己這樣一項使命，那就是說服我們這個星球上儘可能多的人不要過於認真看待自己。他痛恨感傷主義。面對人類種種愚蠢透頂的行為，塔拉斯持一種自然的無動於衷的態度（如果是裝出來的，至少也裝得很出色）。他的舌尖上隨時準奮著冷嘲或熱諷。除了英語，還有十幾種其他語言他都說得很流利，其中包括德語、法語、波蘭語、俄語、義大利語和西斑牙語。

他來到毛特豪森主持有關工作，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布萊克斯托克在達豪和毛特豪森集中營裡拍下的照片選一些最令人髮指的貼在他辦公室的牆上。“當我們審訊那些紳士們的時候，如果他們死不認帳，我們至少可以讓他們看看他們的惡作劇的結果。”

他把塞梯尼亞茲開始整理的幾份卷宗很快處理完了，而且親自主持訊問工作。

“塞梯尼亞茲君，這都是些小魚小蝦，還有別的沒有？”

塞梯尼亞茲向塔拉斯談起那個被活埋的少年。

“你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有關這個年輕人的材料少得可憐。德國人的任何名單中都沒有他的名字。在一九四四年的末了幾個月和一九四五年的頭幾個月內，出於蘇聯紅軍日益推進，曾有幾萬名囚犯被運回德國和奧地利，但他也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批。據許多目擊者證實，他來到毛特豪森集中營才三個月，至多四個月。塔拉斯莞爾而笑。

“看來，事情很簡單。一些黨衛軍的高階軍官撤回奧地利來，準備組織最後一次抵抗。如果只有一個軍官，不可能需要九個情人，除非他是超人。他們到達毛特豪森，白費力氣加強了警衛，及至我們的第七軍逼近時，他們又掉頭就跑，這一回則是向著山嶺、向著敘利亞、甚至向著熱帶而逃。而在逃跑之前，他們還是本著這個令人讚歎的民族一貫認真執行命令的態度，先把那些如今已成為累贅的心肝寶貝乾淨利落地處理掉，還用生石灰和泥土蓋起來。”在哈佛大學，一位果戈理專家曾經不無道理地給塔拉斯取了一個雅號——“布林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