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正確，當然靠捲菸。當時可以賺一大筆錢。我也真的賺了不少。一度我賺了十億法郎。可是不久這些錢又讓我給虧折了。”

“要是我在的話，局面就會改觀嗎？”

“我絕對相信能改觀，”阿爾特接著說，同時轉向迪耶戈。“他有一件我從來沒有過的東西，靈敏的腦袋瓜子，雖然那時他還年輕。這顆腦袋太靈了！”

“Que　sorpresa。（注：西班牙語，真叫人吃驚）”迪耶戈說。“我感到mucho　mucho（注：西班牙語，非常非常）吃驚。”

法國人打量著雷伯的舊布褲和圓領衫。

“真有趣，”他說。“告訴你，當初我敢發誓你將來一定有出息，一定能成為名人。”

“我瞭解他，”迪耶戈用英語插話。“我知道還有個人也瞭解他，一個在格林威治村賣漢堡包的。他是雷伯的崇拜者之一，從來不要我們付錢。”

阿爾特笑了起來。他說他並不是那個意思。他邀請這兩個客人一同進屋。他成了家，第三代孩子也已經有了五個，他的買賣相當不錯，儘管不能說是非常了不起。由於某些不太清楚的原因，反正與抵押和貸款有關，銀行都討厭他。但是他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他一向就是這樣過的。他喜歡在海邊住。感謝上帝，如果撇開銀行不談，他覺得自己漸漸進入老境還不算太可憐。他舉起盛著混合甜飲料的杯子。

“讓我們為失意者乾杯，我們就是失意者，我們也不在乎做失意者。”

不久以後，一個名叫保爾·蘇必斯的法國闊佬成了阿爾特的主顧。因為他在巴黎當部長，人們都稱他為“總統先生”。前面提到，有家銀行對那個當年在丹吉爾活動的捲菸走私販恨得要命，巧得很，蘇必斯正好在這家銀行擁有股權。

“你一定會覺得可笑，先生。”阿爾特後來對喬治·塔拉斯說。喬冶·塔拉斯的基金會則剛同這個法國人的公司簽訂了一項油水很大的合同，準備組織一些兒童周遊加勒比海。“然而，我還是要說。你說你有點兒瞭解雷伯·克立姆羅德，而那位蘇必斯對我又如此慷慨，我甚至覺得，這兩個人之間可能有某種聯絡。”

“你說對了，我確實覺得可笑。”塔拉斯不動聲色地回答。

在耶路撒冷，他們在約爾·白尼適一套相當簡樸的公寓裡住了三四天。約爾·白尼適雖然不繫領帶，卻是以色列議會的議員，而且即將成為國務秘書。

白尼適問雷伯：“前幾天你在丹吉爾嗎？”

“他把我拖去逛那些散發著薄荷氣味的市場。”迪耶戈說。“我們甚至參觀了他以前住過的宮殿，才三平方米見方，在卡斯巴的利雅得國王街。現在我知道他是從哪兒學的西班牙語，原來他在西亞金街跟一個從卡斯蒂里亞北部來的西班牙小貴族住在一起；這個人現在已經死了。我甚至把自己肉墩墩的屁股放到‘巴黎咖啡館’的一把椅子上，因為他曾經坐在那裡喝過茶。聖母啊，這太使我激動了！我們甚至一直走到馬拉巴塔燈塔那兒。”

一九七九年去耶路撒冷之前，迪邪戈就很瞭解白尼適，至少他聲稱是這樣。他說與白尼適見過面，但他總不願意把見面的日期、地點或當時的情形告訴塔拉斯。塞梯尼亞茲對於白尼適瞭解得很少，而塔拉斯知道得更少。寒梯尼亞茲確信，白尼適一向瞭解克立姆羅德在幹什麼，也瞭解他幹任何一件事的目的、地點和方式；塞梯尼亞茲相信這兩個人之間保持著經常的聯絡，傑思羅那個情報網的建立即是一例。白尼適是這類事情的專家，他很可能在這方面幫了忙。一九五六年傑思羅親自來送信，使雷伯獲悉蘇伊士運河即將遭到攻擊。透過這次神秘的通風報信。塞梯尼亞茲看到了確鑿無疑酌證據，證明他們兩人之間存在者這種聯絡。

在以色列，雷伯訪到了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間若干往事的舊蹤，更加想不到的是居然找到那個名叫帕內爾的北愛爾蘭人。詹姆斯·帕內爾三十三年前曾在巴勒斯坦的英國軍隊中服設，現在當了記者。是他當著暗暗發笑的雷伯的面，把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雅古爾警察署遭襲擊的經過告訴了迪耶戈。帕內爾和白尼適這些年來一直保持著接觸，其中的原因卻沒有人對迪耶戈作過解釋。

“即使約爾不告訴我，我也會把你認出來的，”帕內爾說。

他伸出食指和中指，指向他的臉。

“憑這雙眼睛。我敢肯定，當時你這雙眼睛比你聲稱帶在身邊的炸藥更使我害怕。你是在嚇唬人呢，還是那兩隻袋子裡真的裝著二十公斤TNT？”

“三十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