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叫作王唯銘的11歲男生因“停課鬧革命〃而深感無限的自由，因深感無限的自由而在合肥路上馭風而去，這時，在當年的勒非德路、金神父路上，成｜人們扛著〃紅三司〃、〃紅革會〃、〃紅上司〃、〃上體司〃、〃工總司〃乃至〃工糾隊〃等等不同的大旗，滿懷各自的理想而殺氣騰騰地一路走來，他們立刻便要投入真正的搏殺之中，〃###〃立刻便要以當年提出這個口號的羅伯斯庇爾先生都不能想像的力度吞噬這座城市。

上海在激盪中。

瑞華坊32號裡穿白跑鞋的尤大寶也激動了起來，38年之後，他對自己的激動這樣解釋：〃我也想軋軋鬧猛。”

尤大寶第一個造反動作針對的是自己的家庭，他宣佈與工商業主的父親劃清界限。1966年，與資產階級家庭決裂從而成為一個無產階級新人是許多“小開”的時尚動作。當然，對尤大寶來說，　他與父親的決裂還有著更為深刻的人性原因。早在50年代中期，當父親討了第二房太太之後，他就不願原諒父親，在內心深處，他對父親產生了某種意義的憤怒，而1966年到來的〃社會革命〃讓他深藏內心的憤怒得以公開的發洩。

在瑞華坊32號底層，父親和尤大寶的同父異母的兄弟們佔據了廂房的另一半，尤大寶則和他的兩個親弟妹佔據了廂房的這一半，在這一半天地中，他擁有〃資產階級的父親〃給予的一隻寬大的紅木大床，擁有兩隻價值不菲的紅木梳妝檯，其中一隻梳妝檯還鑲嵌有詭異花紋的大理石。他還擁有一隻豪華的紅木大櫥，不過，紅木大櫥上已經沒有了那些尖頭皮鞋，以革命的名義，他將這些〃腐朽的東西〃一一葬送在它們該去的地方。

現在，尤大寶在瑞華坊〃八號裡〃（居民委員會所在地）出出進進，也在順昌街道委員會的辦公室忙碌不堪，他張貼大字報、散發傳單、傳達最高指示，一時間好不紅火，在基本由〃社會青年〃結構而成的這個造反小團體中，他儼然是一個領袖。

但至多隻有半年時間，尤大寶就斷然地放棄成為一個〃時代的革命者〃。因為在〃革命〃和〃造反〃的那些日子，尤大寶與小團體中的某些人距離越來越遠，他不滿這些人打人、搶東西以及在〃抄家〃時表現出的貪婪，他反感這些人借〃革命〃和〃造反〃的名義表現出來的那種野蠻，與生俱來的善良和長期“小開”生活滋潤而成的寬容個性，使他無法容忍人性的瘋狂，這種瘋狂讓他看見的是真正的獸性。就象多少年以前一樣，突然地，尤大寶宣佈解散由他一手建立的造反小團體，他退出這個越來越歇斯蒂裡的地方。

1967年期間，〃造反玩票者〃尤大寶迴歸到了“小開”的社會角色，儘管，這個時代已經不容許“小開”的存在，但當一個人對生活有著堅定而不妥協的追求的時候，又有哪種力量可以將其窒息，那怕是政治的力量。

瑞華坊躲藏起來的尖頭皮鞋（3）

1967年的夏天。

尤大寶再次如同1965年夏天那樣站在了瑞華坊的第一橫弄口。與其說是主動拋棄還不如說是被動放棄了小包褲、尖頭皮鞋、花格子襯衫的他，依然有著這個時期最時尚的裝束：

他的腳下是當時最時尚的塑膠底鬆緊鞋；他的身上是由於“上體司〃的推廣而在上海極度流行的大翻領線衫和配套的線褲；他的頭上，儘管再也沒有了凡士林的光亮，卻又由〃板刷頭〃作為取代，順便補充一句，30多年之後，〃板刷頭〃在上海的成功人士頭上瘋狂流行，成為這個階層的一個特殊符號。

這時，尤大寶結交了不少〃臭味相投〃的朋友，他們與他經常在第一橫弄口海闊天空，這些人是：小馮、寶寶、小金以及姚格里。

他與小馮交流把玩照片的若干心得。

他與寶寶對話瑞華坊與大慶裡的差別。

他與小金的話題無所不包，以致最後會一起來到當年蓬萊路市場淘幾張舊皮，然後搞來皮鞋揎頭，只化幾元錢就製作而成小方頭皮鞋，他們每人一雙，從而填補了尖頭皮鞋缺失後的腳下空洞。

他與姚格里會聊上北洋軍閥的話題：張作霖的多房老婆、段琪瑞的大煙嗜好、吳佩孚的豪俠仗義，等等等等。

尤大寶與他們時常交換書籍，交換那個時代的禁書：《金瓶梅》、《三言兩拍》、《悲慘世界》、《三個火槍手》。

經常地，他獨自一人來到梅蘭坊對面的一箇舊書攤，逗留其中樂不思蜀。每天告別這個舊書攤時，他都會用火柴梗插在剛剛看到的書頁中，第二天再從所插之處開始他的思想與情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