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可數。實際治理國家的還是丞相，哪怕皇帝把他的心思只用在三宮六院上，倒也是小民之福了。

楚、漢相爭之際，鴻溝劃界，劉邦欲歸，若非張良勸止，天下屬項屬劉，又當別論了。劉備若非諸葛亮，新野、樊城一敗，走投蒼梧吳臣，也就窮途末路了。所以，相之舉足輕重，由此可見。

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和他的超人才智，治理能力，遠見卓識，應變才幹，構成了賢與能的高度統一。作為一個相，光賢不能，不行；光能不賢，也不行。孔明就是這樣一位大賢大能的輔弼之臣。

所以，自古至今，哪朝哪代沒有“丞相”這個內閣重職呢？但泛提“丞相”二字，人們想到的準是諸葛亮。杜甫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正表明了這兩個字的在某種程度上的專屬意義。

尤其對長期在李林甫、蔡京、魏忠賢治下的中國人來說，“丞相祠堂何處尋”的“尋”，不也意味著一種不言自明的心聲嗎？

三國周郎赤壁（1）

赤壁之戰，是中國戰爭史上一次有名的戰役。

但赤壁到底在哪裡，其說不一。蘇東坡那首膾炙人口的“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的黃州，據考古家說，倒不是進行那場大戰的場所。無論是真是假，這首詞說出了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赤壁之戰是“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的周瑜，把號稱八十三萬人馬的曹操打敗的。而《三國演義》中，把指揮這場戰爭的總司令頭銜，加在諸葛亮身上，實際是一種掠他人之美的行為。這不是諸葛亮的錯，是後來一心想美化他的作家們的錯。

公元208年，取得荊州的曹操，大軍壓江，志在必得，根本未把對手周瑜看在眼裡，但想不到這位官渡大捷的英雄，卻在赤壁碰壁。大人物常常瞧不上小人物，但偏偏栽倒在小人物手裡，是使歷史上許多蓋世英雄為之蒙羞的故事。《資治通鑑》引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以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著述《漢晉春秋》時，距赤壁之戰也就不過百多年，應該說，他的這番評斷，對於曹操的敗因的分析，接近於歷史真實。

曹操從公元184年###黃巾起家，二十多年的戎馬生涯，他不是沒有失敗過，但進軍洛陽以後，到統一中原，北征烏桓，便基本上是戰無不利，攻無不克了。尤其是在他軍事成就的頂峰之作，官渡大捷以後，又取得了荊襄戰役的空前大勝，把劉備攆得個屁滾尿流，緊接著，他就要發動這場在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戰。

這場戰爭的失敗，敗在曹操被勝利衝昏頭腦上，一個太驕傲的人，便忘乎所以；而忘乎所以，也就失去了對於事物的清醒認識。天平一傾斜，便只看到於自己有利的方面，自然也就只能作出錯誤的判斷，招致失敗的結局。

“人生幾何，對酒當歌。”“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橫槊賦詩，躊躇滿志，氣勢非凡，不可一世，這也是所有翹尾巴的人，很容易湧上來的德行。曹操是文人，難免文人風流，如此得意，自然情不自禁，加之馬屁精一捧，就搖頭晃腦地做起詩來。詩，也許不難做，仗，就不怎麼好打了。於是，這位梟雄栽了個大跟頭。

敗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兵員疫癘，不習水戰，降卒貳心，火燒連營。若從決策者主帥個人察究的話，習鑿齒所說的“驕”，是赤壁失利的根本因素。因此，凡驕傲自矜，倚勝恃功，頭腦發熱，自我膨脹者，無有不敗的。西楚霸王如何？不也刎別烏江？所以，在決策中，如何摒除個人感情用事的因素，和自身性格弱點的障礙，是至關重要的，否則，就成了影響事業成敗的關鍵。曹操這一敗的後果，“俯仰之頃”，三分局面就定下來，他一生中再也休想渡過長江，而成全了一個“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的周公瑾。

赤壁之戰，東吳是主體，劉備不過是盟軍罷了。實際上，周瑜是三軍統帥，諸葛亮連參謀長這樣一個角色也不是。但經小說家鋪陳演義之後，主次位置竟顛倒調換過來。諸葛亮成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高瞻遠矚，英明正確的統帥，借箭借風，料事如神，這當然是後人的發揮創造了。其實在《三國演義》裡描寫的正面戰場上，並無蜀軍一兵一卒，他指揮誰去？當時孔明先生，充其量也就是一名軍事觀察員，或聯絡參謀而已。

公元210年（赤壁之戰剛過去兩年），周瑜給孫權的信中說：“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由此可知，他對於劉備，乃至對關、張，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