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微乎其微的。全書以很大的篇幅寫戰爭，那是“將”的事；同樣，以很大的篇幅寫權謀，那是“相”的事。

在所有的這些謀士中，最出類拔萃的，最典範的，最不朽的相，莫過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了。

諸葛亮隱居在南陽臥龍崗，自比管仲、樂毅，有經天緯地之才，所有認識他，知道他，瞭解他的人，無不承認不及他的萬一，把他看成是周之呂望，漢之張良。這樣一個眾望所歸的智士，為什麼過著表面上看來是出世的生活？

當時，天下紛爭，群雄競起，正是漢王朝所謂氣數已盡以後統一局面的結束，分化瓦解的開始，因此，合後之分，是一種必然，治後之亂，也是一種必然。《三國演義》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眼人看得出，在新一輪“分”的角逐中，若不經過長期而反覆的，嚴峻而痛苦的較量，爭鬥、火併、廝殺，一個能夠領袖群倫、重新構築“合”的人物，是產生不出來的。諸葛亮站在旋渦外，有他自己的思考，即使有濟世良才，能力挽狂瀾嗎？在他回答徐庶說的話中：“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表明了他對無望中掙扎的拒絕心理，正是這份清醒，才能有“我本是，臥龍崗，閒散的人”的瀟灑。

漢末的黨錮之禍，其實就是一次大規模的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大批有才有智之士，報國為民之流，殺的殺，關的關，餘下的，不是放逐，就是遠遁，即或僥倖能在長安居住者，也是永不敘用。

然而，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這塊災難深重的土地，有著如同母體臍帶相連似的，息息相關的命運。所以，憂國憂民，是知識分子心靈中，一份永遠推拭不掉的沉重負擔。於是，干預也好，隱遁也好，便有每個人自己的表示關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種關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種關注。諸葛亮身在茅廬，心繫寰內。雖耕讀自娛，但詩中“改盡江山舊”的情懷抒發，說明世間的一切，仍時刻縈繫在他腦海之中的。

諸葛亮不想入世，諸葛亮的朋友也不贊成他入世。他知道，他朋友也知道，他入世未必於世有補，不得其時，徒費心力的悲劇在等待著他。可他終於難逃這種憂國憂民的心獄，還是走出了南陽諸葛廬。

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諸葛亮之憾（1）

諸葛亮在歷史上，是個偉人。他的幾乎毫無瑕疵的人格力量，他的隆中決策理論，奠定了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的功績，他在劉備死後輔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一直是中華民族引以為豪的榜樣。

但是，從他的治國實踐的不完全成功的結果來看，即使是偉人，恐怕也是要打個折扣的。

我們通常喜歡用“偉大”這個詞，或再加上“英明”、“正確”，來對一位領袖表示崇敬。其實，所謂的“偉大、英明、正確”，準確地說，是指其某項決策而言。

諸葛亮論說，曹操得天時，孫權得地利，劉備取荊州和益州後，得人和來治蜀，以此而立國的思想，不能不說是“偉大”的。那時，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東是孫氏三世經營的基業，劉備唯跨有荊、益，踞守險阻，徐圖進取。諸葛亮從政治地理角度，選擇這塊地盤，養精蓄銳，以圖來日。在主敵必然是曹操的形勢下，若荊州受擊，益州可北上，若益州被襲，荊州可牽制，不能不說是英明的。而且破除劉備的宗親思想，不失時機地奪得劉表和劉璋的土地，形成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圖，也不能不說是正確的。

這些新思維，對於劉備和關、張及其部屬，是聞所未聞的，在此以前，他們像浮萍一樣飄泊不定，直到諸葛亮出山，他們才知道不一定非要過寄人籬下，仰給於誰的日子，自己可以當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國家，於是豁然開朗，有奔頭，有幹勁了。

回顧劉備二十年來，狼突豕奔，東投西靠，無家可歸，難以存身。雖以剿黃巾起家，但他的行止，從小沛到新野，輾轉千里，其盲動程度，實質與流寇手段也無大差別，光有雄心壯志，並無通盤的立國立本的戰略決策。倘無諸葛亮的輔弼，他的下場和袁紹、袁術、呂布、公孫瓚之流，差不多的。如果說劉備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三請諸葛亮的虔誠，對孔明的絕對信任，那言聽計從的態度，是可圈可點的。就隆中決策，奠定西蜀來講，諸葛亮稱得上是高瞻遠矚。可並不等於他是一個無可指摘的完人，和永遠的偉大英明正確。

就從他剛從南陽走出來，到新野為劉備主持軍政要務，正趕上曹操揮師痛擊劉備之際，也未見這位大謀略家的出色表現。先是看著那位皇叔，敗在一誤再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