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這種仁義誠信的招牌下要，那當然等於白日做夢。

旗幟不妨打，但要因時因地因利害而變，所以龐統說：“亂離之時，因非一道所能定也。”這是具有辯證法的觀點。

他說得很清楚，也很實際：“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以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嚴格地講，只要是非我之物，佔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義可言。但在那個佔有、被佔有，和反佔有的時代，諸侯間不停地重新繪製政治地圖的時代，弱肉強食，是歷史的必然。腐敗昏昧的政權，垮臺只是時間上的遲早罷了。你不吞噬掉的話，別人也會毫不客氣地要下嘴的，這裡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義上的契約責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時最佳之計，吃掉他，也許倒是救了他。要是成為另外一個兇悍者的俎上肉的話，那日子說不定會更糟一些。

一個目標物放在那裡，人人都想獲得它，在這個目標物未明確落入誰的手中時，角逐者的爭鬥，便一刻也不得安寧。只有爭奪已經無望，歸屬成為定局，大家這才會停下手來，這就是法正勸諭劉備取西蜀時，所說的“逐兔先得”的規律。於是，視情勢而定，該取則取之，不該取則決不伸手；該取而不取者，謂之愚，不該取而取者，則謂之妄，都是偏頗的行為了。

劉備，一次次地被他的那些虛假名聲，誤了大事。龐統說，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劉備所以成不了大氣候，他的虛張聲勢的仁義誠信，不也成為他礙事的包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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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玄德的仁義（2）

所以，什麼事情，都不宜絕對化。適可而止，最好，留有餘地，則更主動些。陳琳與《檄豫州文》

漢末，袁紹與曹操在爭雄中原的時候，曾經讓他手下的一位詩人陳琳，替他寫一篇《檄豫州文》，聲討曹操。

陳琳原是朝廷重臣何進的主簿，參與機密的重要僚屬，曾經諫阻何進，不要輕率地召外兵來中央誅除宦官，因為這種遊戲，具有很大的危險性，結果屠戶出身的何進不聽，把腦袋玩掉了。陳琳怕因何進的關係被牽連，“避難冀州”。冀州是袁紹的根據地，而袁紹也曾是何進親信。所以，就把賦閒在家的陳琳請出來，“使典文章”，無非看在老朋友面上，安排一份差使，有一份餉銀而已。

所謂“使典文章”，某種程度類似現在的專業作家，是有空就來上上班，不來點卯也無所謂的閒差。但人家給你開工資，分房子，偶爾給你一點創作任務，當然也不好意思拒絕。其實，陳琳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較有些平民意識的作家。他的名篇《飲馬長城窟行》，對於修築長城的徭役，給民眾帶來的苦痛，寄予極大的悲憫。可想而知，袁紹和曹操的這一場戰爭，對河北一帶會造成多麼嚴重的災難，他該是什麼態度了。但端人碗，就得服人管，只好“奉命文學”了。

檄文，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軍事總動員前的輿論宣傳攻勢。據《三國演義》裡講，曹操看到陳琳的檄文時，他的偏頭疼病正在發作，臥病在床。讀完之後，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司匹林的鎮痛作用，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要談到文學的功能方面，最令歷代文人們揚眉吐氣的，莫過於此篇了。大概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歷代皇帝對於文人也就不大客氣，動不動大興文字獄，要收拾收拾的。曹操在誅殺文人方面，名聲也不甚佳，禰衡、孔融、楊修，都死在他的手下。連“建安七子”中的劉楨，因為膽敢抬起頭來平視他兒媳婦一眼，就被送去採石場勞改。而對這個把他祖宗罵了個狗血噴頭的陳琳，成為了他的俘虜，剛剛被提了來，倒是破例的寬容。《三國志》載：“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三國演義》在這裡添了一句陳琳的辯解之詞，“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這倒是一句實實在在的話。一方面，他不否認是箭，而且恐怕還是一支利箭，這是他對於自己文學能力充滿自信的表現。另一方面，認清自己不過是工具，袁紹手中的一支箭罷了，他扣弓弦射出去，箭是無法自己拐彎或者罷工的。顯然，這種切合實際的自審精神，打動了曹操，不但放他一馬，還安排他當了自己的記室，相當於今天的秘書長的職務。文而優則仕，從此享受至少也是局、處級的待遇，比在袁紹幕下僅僅“使典文章”要得意多了。倘不是公元193年許都流行一場可怕的瘟疫，他未能逃脫厄運，棄世而逝，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