妒成性，毫不容人的文學典型。

於是，他垂死時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鳴，就成了一個應該蓋世而未蓋世，應該得到一切而來不及得到的英雄，在他命危旦夕，已無法再一爭短長時的絕唱。很痛苦，很悲傷，死也咽不下這口氣，許多碰上“強中更有強中手”的敗者，或者時運不濟，錯過良機，即使不死，也會在力不逮時，發出這種類似感嘆的。

這六個字中有兩個“生”字，真是深堪玩味啊！

中國人的心態，可能與中國人繁殖孳生得太多太快有關，一切的幸與不幸，一切的憂患禍福，都和人口眾多，過於密集，以致生存空間變得狹窄擁擠有關。於是，就產生了像物理學所說的，作為物體，人與人之間的相排斥，相敵對，相嫉妒，相傾軋的行為，遠遠大於相吸引，相聯絡，相匹配，相協同的現象。

無妨假想一下，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為一個人時，人需要他人是第一位的。當每平方公里為一萬人時，人提防他人是第一位的。當每平方公里為百萬人時，連空氣都不夠呼吸，生存競爭，便是第一位的了。因此，人口眾多，物產有限，形成了中國人心態中的獨佔欲，霸有欲。典型的狀態是：一天不能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個饅頭，分開來吃兩個人仍是飢餓，就不如拼個死活，一人享用。於是，有你無我，有我無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勢必要幹掉對手，才能用饅頭蘸著鮮血，從容地領教老子天下第一的風光。文壇不大看得見刀光劍影，但彼此之間的傾軋，有時也頗有血風腥雨的味道。

。　想看書來

遙想公謹當年（2）

這也就是中國自古以來，總是時不時地造成歷史倒退逆轉的一個根本原因。只有無情的屠殺，而無公平的競爭，屠殺只能再回到黑暗，競爭才推動歷史前進。一個總是不停拼殺內耗的社會，是不會取得長足進展的。

在這樣的狀態下，強者和強者，大概是很難共存的了，周瑜和諸葛亮如此，龐統要不死於落風坡，焉知後來和諸葛亮又何嘗不如此呢？不是已見爭功端倪了嗎！

劉玄德的仁義（1）

《三國演義》中的劉備以仁義誠信，感召天下，從一個救了董卓，反而遭董卓白眼的平頭百姓，在討卓的盟軍中，只是站在公孫瓚身後當跟班的些微角色，終於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曹操譽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的風雲人物。他那時一無地盤，二無兵馬，依人籬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義誠信，確實起了一部分號召的作用。

但他後來，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終處於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雖有孔明、龐統智謀之士，關、張、趙、馬、黃等勇武之將，而未能大發展，大開拓，東不能與孫吳擷抗，北不能與曹魏爭雄，這其中，敗因固然很多，但他的這種以仁義誠信取世，造成個人性格與情感上的偏執行事，而影響了政策，貽誤了時機，也不能不說是很重要的一點。

任何政治行為，都得把握其一張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極其表面層次的，例如打出來的任何旗幟、口號，都不宜過頭，凡過頭，強化到極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古往今來，有無數這樣物極必反的例子，直至我們大家都熟知的“文化革命”，最後走到極端，不就悖謬到“革命文化”而成浩劫了嗎？

劉玄德的仁義，有時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荊州，就是一個例子，劉表病篤，孔明建議他取荊州，以拒曹操。他也認為“公言甚善”，但又說：“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後悔何及！”他那仁義勁一上來，罔顧其他。“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隨後劉琮將荊州獻於曹操，伊藉和孔明都勸他“以弔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迎，就便擒下，誅其黨羽，則荊州屬使君矣”。劉備又是那一套：“吾兄臨危託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吾兄乎？”於是本來唾手可得的劉表的荊州，變成曹操的荊州，然後又變成在道義上是孫權的荊州。他呢？無論諸葛亮用怎樣的言辭，強詞奪理，說到底，也是暫借棲身荊州。

益州，又是一個例子，本來到益州，就是圖謀這方土地。龐統、法正都勸他對劉璋“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遲，只在早晚圖之”，而劉備卻說：“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結果，他還埋怨龐統：“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此時要仁義，最後又大動干戈，不是十足的偽善，便是二十分的愚執了。荊州和益州，都壞在劉備的堅而不決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無礙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