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來，兩個商人陪伴著他。一個是皮埃爾不認識的胖胖的承包商①，另一個是商人的首領，面容消瘦，焦黃，留一撮山羊鬍子。兩人都啜泣著。那個瘦子兩眼含淚，而體胖的承包商像孩子似的號啕大哭，一個勁兒說：

“既要生活，也要撈取財富，陛下！”

①19世紀在俄國向國家承包稅收或承包某項專利、某種企業等等的商人。

皮埃爾此時已經沒有什麼別的感覺，他只表示他對任何事都不在乎和有準備犧牲一切的願望。他想到他那帶有立憲傾向的言論，就覺得猶有內疚，他正尋找機會改正這一點。瞭解到馬莫諾夫正在獻出一個軍團，別祖霍夫就向拉斯托普欽伯爵說他要送一千人和軍餉給他。

羅斯托夫老頭含淚對妻子述說了經過的情形，他同意彼佳的請求並親自去給他登記。

第二天皇帝離去了。所有出席集會的貴族都脫下制服，又分別回到家裡和俱樂部，不時呼哧幾聲地向管家釋出建立義勇軍的命令，並對他們所作所為感到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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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所以要同俄國開始打仗，是因為他不能不到德累斯頓，不能不被榮耀地位所迷惑，不能不穿上波蘭軍裝，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誘發出的野心所影響，不能不先當著庫拉金的面，而後當著巴拉舍夫的面突然發怒。

亞歷山大所以要拒絕一切談判，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巴克萊·德·託利盡力以最好的方式指揮軍隊，是為了竭盡自己的天職，從而獲得大統帥的榮譽。羅斯托夫所以躍馬向法軍衝鋒，是因為他在平坦的田野上就忍不住要縱馬馳騁，正是這樣，參加這場戰爭的無數的人，他們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性、習慣、環境和目的而行動。他們感到害怕，徒騖虛名；他們感到高興，義憤填膺；他們發表議論，認為他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並且是為了自己而做的；其實他們都是未意識到自己當了歷史的工具，做了他們自己不明白而我們卻瞭解的工作。所有實際的活動家不可避免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們所處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

現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動家，他們早已退出自己的歷史舞臺，他們個人的興趣也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留在我們面前的只有當時的某些歷史後果。

天意差使所有這些人竭力追求他們自己的目的，從而造成一個巨大的歷史後果。當時任何一個人，無論是拿破崙還是亞歷山大，更不用說戰爭的某一個參加者，對這個歷史後果也未曾有一丁點兒預料到。

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一八一二年法軍覆滅的原因。誰也毋庸再爭辯，拿破崙率領的軍隊覆滅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們深入俄國腹地，卻遲遲未作好過冬的準備；二是由於焚燒俄國城市和在俄國人民中激起對敵人的仇恨，從而形成了戰爭的性質。但是，當時不僅沒有人預見到（現在這似乎很明顯的了），只有這樣，世界上最優良、而且由最優秀的統帥所指揮的八十萬軍隊在碰到與自己弱一倍的，也沒有經驗，而且也由沒有經驗的統帥所指揮的俄國軍隊時，才能遭致覆滅；與此同時，不僅沒有人預見到這一點，而且俄國人方面一切的努力經常都是妨礙那唯一能夠拯救俄國的事業的實現，而法國人方面，儘管有所謂拿破崙的軍事天才和戰鬥的經驗，但卻用盡一切的努力，在夏末向莫斯科推進，也就是在做使法軍必然走向滅亡的事情。

在有關一八一二年的歷史論著中，法國的作者總是喜歡論及與時拿破崙如何感到戰線拉長的危險，如何尋覓決戰的機會，拿破崙的元帥如何勸他在斯摩稜斯克按兵不動，並援引類似一些別的論據，證明與時就已經意識到戰爭的危險性；而俄國的作者則更喜歡談論，從戰役一開始就有一個引誘拿破崙深入俄國腹地的西徐亞人式的作戰計劃，這個計劃有人認為是普弗爾擬的，有人認為是某個法國人擬的，有人認為是托爾擬的，有人認為是亞歷山大皇帝本人擬的，而且引用有筆記、方案和書信為證，其中確實有這種作戰方案的暗示。但是有關預見所發生的事件的一切暗示，不論是俄國人還是法國人所為，之所以現在公諸於世，只不過因為既成的事件證明了其暗示的正確性。如果事件沒有發生，那末這些暗示就會被人遺忘。就像現在成千上萬相反的暗示和假設，在與時很流行，但是被證明是不正確，因而被人所忘了一樣。關於每一個事件的結局，總是有那麼多的假設，以致不管事件的結局是什麼，總有人要說：“我與時就說過，事情就是這樣的結局。”但是他們卻完全忘卻了，在無數的假設之中還有許多完全與此相反的意見。

談到拿破崙已經感到戰線拉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