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的儀器裝置有問題。醫生讓他到省防疫中心作全面複查，於是他又帶著靈靈到省防疫站，要求再次血檢。 這一次血檢，何振清不敢去取報告單，而是讓妻子秦淑芳去取。幾個小時過去了，也沒見人回來，何振清心裡直打鼓：該不是出事了？ 他放心不下，急忙到省防疫中心找人，看見淑芳正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防疫站的醫生正在進行搶救處理。他腦袋“嗡”的一聲炸了，衝進屋去問醫生：“淑芳怎麼啦？她怎麼啦？” 醫生問明白何振清與被搶救者的關係後說：“她得知女兒血檢呈陽性之後，便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這不，大家正在搶救呢！” “血檢報告在哪兒？我看看！”何振清急得語無倫次地大聲喊道。 當他從妻子口袋裡掏出報告單，明白了報告單上的結果後，三兩下竟把報告單扯了個粉碎：“我還是不相信，靈靈怎麼會得那種病呢？她還小啊！” 事實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靈靈得病了，而且是得的艾滋病。作為父親和作為母親的當然知道這一切意味著什麼。他們心中的小太陽即將失去光芒，即將隕落。 何振清和秦淑芳都是農民。何振清高中沒畢業就回家務農，秦淑芳是鄰村的姑娘，讀了初中便在家裡挑起了生活的重擔——父親癱瘓在床，母親長年哮喘不斷，不到三年時間裡，兩位親人相繼去世。這時有人介紹，她沒有更多的考慮便嫁給了何振清。 何振清的家境稍好一些，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在農村，人們常認為生了兒子便有了香火，也許何家香火太旺盛的緣故吧，兩位哥哥以及嫁出去的一個姐姐，每人都生養了兩個孩子，六個全是有茶壺嘴兒的，沒有一個是女娃娃。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的時候，大家心裡嘴上總有一種幸福之餘的遺憾。 秦淑芳理解一家人的心思，過門之後不到一年時間裡便給這個家庭生了一個女孩兒。何靈的誕生，給這個幾乎清一色男子漢的大家庭帶來了笑聲與歡樂。何振清兩口子更是視女兒為寶貝疙瘩，含在嘴裡怕化了，捏在手中怕飛了，一家人的喜怒哀樂幾乎全是圍著這個山村小公主轉的。 由於秦淑芳家庭貧寒，自己體弱多病，靈靈生下來體質也弱，常鬧病鬧災的，住院似乎成了家常便飯。鄉衛生院住過，鎮衛生院住過，縣中醫院和縣人民醫院也住過。回憶中，靈靈輸過幾次血，但卻無法查證哪一家醫院衛生院的哪一次輸血與靈靈感染ＨＩＶ有關。 何振清確信女兒靈靈得了艾滋病，也曾找過幾家醫院討說法，但都不了了之。 挽救女兒要緊，何振清便把向醫院討說法的事兒擱在一邊，兄弟姐妹湊了３５０００塊錢，讓何振清抱著女兒到了北京。 在北京住院期間，何靈的病情得到緩解，打、跳、笑、鬧、玩，恢復了小孩子的常態。偶爾，護士還教她背兩句唐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阿姨，黃河不是流向海里的，是流向山裡的。”靈靈天真地給教她背唐詩的護士阿姨“糾”起錯來。 “靈靈，黃河是流向海里的，那個海叫渤海，好大好大的海。” 靈靈還是不信：“沒來北京之前，我每天每天都要看黃河，黃河就是朝山裡流去的呀！” 錢花完了，何振清又抱著女兒回到了黃河邊：“爸爸，你看黃河不是流向山裡了嗎？為啥護士阿姨偏要說‘黃河入海流’呢？” 父親笑了笑：“靈靈，你說得對，護士阿姨也說得對。” 靈靈睜大了眼睛：“為什麼？” “從我們這兒看，黃河是朝山裡流去的，如果爸爸帶你翻過山去看，黃河便流向海里去了。” 靈靈的聰明，給了何振清幾許安慰。或許正是這幾許安慰，又給何振清帶來更難言、更沉重的痛苦。 該上學了，何振清帶著孩子去報名。老師頭也未抬：“哪個村的？”何振清回答：“旗杆坪。”“啥名字？”“何靈。” “何靈？！”老師手中的筆不動了，眼鏡兒差點從鼻樑上跌下來，“我們這兒不收她，不收她！” “為什麼？” 那位老師如同迴避瘟疫一樣迅速離開：“你到縣裡去吧！” 旗杆坪離縣城二三十里地兒，一個孩子而且是一個得了艾滋病的孩子，能跑那麼遠去讀書嗎？更何況縣裡學校能不能收也是一個問題呀！ 不能讀書，終究是靈靈心中的一件憾事，這件憾事一直伴隨著靈靈走完人生最後一個腳印。 靈靈發病了，何振清賣了房子，湊得兩萬多塊錢又帶靈靈上了北京。錢用完了，何振清又抱著靈靈回到了黃河邊上的小山村。如此反覆，已將何振清的精力和財力耗盡。 靈靈又發病了，高燒，咳嗽，心悸，而且淌了許多鼻血！ “爸爸，我們還上北京嗎？” 何振清抹去眼中的淚水，無法回答靈靈的期盼。 “爸爸，北京真是神了。不然，為什麼我得了病一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