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縣也紛紛仿效。陶勳在家裡時也聽說過匯文學社的名聲，是京裡數一數二的學社，當今內閣大學士中、朝廷各部、院以及地方的大臣中有不少出自此學社。

他聽到古述竟然替自己辦到了進匯文學社的身份，心裡如何不高興，拱手施禮道：“有勞古叔，若亭淵有三甲之命，古叔當記大功。”

陶勳在景福分行裡住了幾天，古述便催著他到學社裡報到。

匯文學社的社址是故大學士楊琪捐出來的一處別院，位於京城近郊西北襄山之下，佔地原本只有不到八畝，後來不斷有從學社出身的朝廷大員捐建，經數代擴建修葺後佔地已達七十畝，裡面不但建有孔聖祠、文昌宮、講學堂、藏書閣等大型建築，還有小橋流水、亭臺樓榭、迴廊曲徑、花園山石等深具江南特色的園林建築，環境清幽，對趕考的學子們來講的確是一處溫習備考的佳處。

陶勳報到之後被安排在人字六號院裡，這是典型的北方小四合院，共有四間房，另外三間都已經住進人。他搬進去後，另三間的舉子便上主動上門拜訪。

住東間的姓王名亮字之光、住西間的姓肖名翔字于飛、住南間姓鄧名惲字守先，分別來自長安、武昌和潭州，他們三人見陶勳身邊沒有帶書僮均覺詫異，畢竟大多數讀書人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之輩，除了會讀書之外一應生活事宜都需靠別人侍候，象陶勳這樣生活獨立的人實在不多。儘管如此，四人還是很快成了好朋友，四人中王亮為人灑脫、肖翔思路十分活躍、鄧惲則最善交際，比較起來陶勳的特點反倒不甚明顯了。

學社每隔三天就要在講學堂裡舉行公開的辯經會，一般由社裡的執事主持，先是由主持人將上一次的命題制文作一番講解，由參會的學子進行辯答，然後有的學子將自己所作的文章提交討論，有時集中、有時分組，之後便集中起來互相提問和解答，最後由主持人宣佈新的命題，有時候主持人也會將各地最新的制文拿出來學習和討論。

辯經會的口號就是言者無罪，所以眾學子沒有包袱，便放開思想自由發揮，每輪文會場面均是十分活躍，有時不知不覺間辯論的話題會離開經義轉到時事政局上時，即便是針對當朝官員、時弊主持人也並不制止，只有當眾人談論的話題牽涉到皇帝及其施政時才會加以制止。

陶勳和舍友們都十分喜歡這種自由的學習風氣，參與辯經會不僅增加了他學習和思考的角度，而且啟發了他更多、更新的見解，同時開拓了知識面、學習了新的理論，可謂受益良多。

他在學社時呆了一個月，參加了不下十場辯經會，從剛開始的拘謹已經變成了辯經會上的一員干將，不過有他同樣表現的舉子多不勝數，加上他辯經義之時每每引《道德經》、《南華經》裡的章句為人所訾詬，所以其文名倒並不顯著。

陶勳參加的第十二場辯經會題目是“君子先慎乎德”，出自於《大學》，講的是君子治國與君子之德的關係。

在座的人自小進學學的皆是程朱所注的四書、五經，按理說這道題的解法自然該以程朱之學作解釋，偏偏這天第一個發言的人對“德”的含義提出疑問。在程朱的講義裡對於德並沒有作出具體的界定，什麼屬於德、什麼才是德、德是否一成不變等等都沒有明確的註解。如今忽然有人將這些問題提出來，並且口口聲聲地對程朱之學提出疑義，自然一石激起千層浪。

其他舉子紛紛引經據典加以說明和舉證，這樣一來漸漸地由德的內涵與外延問題扯到程朱理學的心、性、理、道之說。

疑議一方的人數少，他們認為儒學無非是平實的孝悌忠信、出處進退、治國安邦等實實在在的學問，並無高深玄妙的性與天道之說，也不主張“用心於內”的心性修為；而後世的理學則恰恰相反，無論是程朱學派提倡的“主敬”、“漸悟”，抑或是後世學派講求的“主靜”、“頓悟”，都一味強調內省自修，侈談心性理道，這顯然是與孔門原始儒學背道而馳的。這一提法公然指摘宋學和今學之非，引起了在場大多數人的憤怒圍攻。

疑議派人雖少，卻言之有據，而且不肯屈服，雙方爭執起來不光言辭激烈，很快就有正統派學子情結失控揮拳相向。如今的場面早如一鍋沸油，一有人動手不啻於往裡面灑進一滴水，油鍋頓時爆起來，凡是剛才為疑議派說過話的人立時成為攻擊目標，數百人混戰一團，全無平時儒雅知禮的風度。

四人旁聽辯論，心中對於疑議派大是贊同，辯論的時候王亮甚至起而為之作過辯解，這時自然也成為攻擊目標之一，另外三人遭到殃及，周圍十幾個情緒激動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