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是大錯特錯的。”

在1932年，大蕭條似乎是無法抵抗的，難以看到其結束的時候。全國各地的經濟都很蕭條，幾乎沒有人期望能從新增投資中賺錢，因此幾乎沒有新增投資。那時，沒有什麼工作是有保障的，許多工人已經習慣性地將失業視為一種生活方式。對於這種情況幾乎沒有任何有效的解救辦法。

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大蕭條只是從表面上看有其自身發展的推動力。主要工業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的政策立場使得經濟螺旋式下降得以永久化並加速進行。經濟合同和投資都是在通貨緊縮將繼續發展的預期下進行的。經濟活動只能反映這種預期，因為政府的政策證明這種預期是正確的。

投資者和工人並不會對孤立的政府行為做出反應。他們採取與潛在的政策體系一致的行為，也就是說，政策體系是所有決策中系統的、可預測的一部分。個體決策受政策體系的制約，而政策體系是由政府和中央銀行決定的。雖然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些聯結並不緊密的部件，也就是說，存在一些不符合一般模式的決策，但是這條線卻是清晰可見的。這些孤立的行為影響有限，因為其代表了政策規則的例外，而非新的政策體系。

改變經濟發展的方向並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工作。在短期內，人們被自己的合同鎖定。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對那些必須變化的政策體系有自己的預期。人們最初會將那些偏離通貨緊縮政策體系的行為看做是反常的、個別的行為，這種行為對政策體系總體來說沒有什麼意義。需要使人們相信政策體系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不是使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