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Grant),他在1776年之後是加拿大的律師和將軍,當時在德文郡出現了被稱作“道利什圈子”(Dawleishcircle)的集團。但是在那個時侯,推動英國官方向加拿大南部地區移民的機會已經溜走了。
要求經濟在邊際生產線執行的“靜態技術效率”的觀點,也同樣是不切實際的。作為最好實踐技術的完全應用,靜態技術效率的觀點可以得到說明。這可能是一種理想狀態,問題是在早期近代化時期,英國如何達到其這樣的目標。從現在往以前歷史時期追溯的時候,在以前或者說是近代時期,總會存在“基礎的影響”,因此對所要進行判斷的情況作歷史的分析。另一種可能性就是把近代早期的英國與同時代的國家如法國和荷蘭進行比較。
要作出一個大膽的切中要害的結論,我們肯定要牢記的是,英國在中世紀時的應用技術水平以及鄰近國家的技術水平。儘管英國在當時還是一個工業與農業模式以及工廠規模與農業生產方式同在的巨大混合經濟模型,但是如果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的話,英國的經濟表現是相當不錯的。在許多工廠和農業生產中,許多更好的生產方法肯定會得到傳播。但是實踐的多樣性意味著,最好的眾所周知的技術在運用時也遠不是千篇一律的。
從“動態技術效率”來看,英國是當時比較富有創造性的社會之一。18世紀晚期的許多工業化的基礎理論,實際上都是在法國發展起來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英國形成了一個工匠階層,能夠把這些理論具體地運用於實踐之中。在這一方面,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沒有英國做得好。
在希望“收入分配平等”方面,權威性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有人認為達到平等所需要的稅收和經濟管理註定會減少生產的內在動力。英國社會不平等的程度又是很突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獨立戰爭時,美國不僅沒有存在程度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而且還取得了比較高的平均收入水平。這雖然大概歸功於美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一個潛在的原因是英國的貧富兩極分化並沒有提供一個相當的刺激經濟發展的動力。最後,我們要了解對“外來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能力”是什麼。從歷史的角度,這才能得到很好的合理的解釋。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的,無論是戰爭、瘟疫還是火災,都不能阻止國家財富的積累。在大火災發生之後,一些建築的重建速度就可以提供一個最好的恢復能力的例子。這不僅是指1666年倫敦大火之後的重建事例,當時在倫敦,僅僅利用非倫敦居民的工匠勞動,就很容易地把樓房建造起來了。其他許多城市也經歷了嚴重的大火災,毀壞了大部分的房屋和資本存貨,一時間數以百計的房屋被夷為平地(倫敦大火就有13200間房屋被燒燬)。當地的資源和城市中非正式的互助都動員起來了,政府還發行“臨時檔案”(允許個人收集“救濟品”進行救助),幾乎所有這些措施都促進了重建工作的快速進行。
英倫三島甚至整個大不列顛帝國,並不是一個公平的社會,也不是一個能夠動員其全部資源的社會,甚至也不是一個能夠對生產要素進行最佳分配的社會。但是與當時最發達的社會,甚至所有的經濟體相比,英國卻是一個相當有彈性的國家。它的要素市場變得越來越自由,技術的革新也出現了,從總體來說,英國社會是富裕和富有活力的。北美殖民地的開啟,才會有一個最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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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1)
在歷史上,到北美和澳大拉西亞(Australasia)移民的歐洲人並不是最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與當地文化的融合中他們卻是最大的失敗者。北美地區的土著民族與澳大拉西亞的土著人一樣,慢慢地退出了歷史舞臺。到北美的殖民者與當地土著人有著衝突和聯絡,也有對他們文化的吸收,但是總的來說,歐洲人侵佔了土著人的土地,並把白人移民到這裡,從事歐洲式的經濟活動。
在歐洲人中,大不列顛人特別是英國人明顯地佔據著優勢地位。問題是為什麼西歐國家只發揮了如此微弱的作用。有人認為,如果這是碰巧發生的事情,那麼相對於其移民數量,他們的作用應該更大一些,特別要考慮到他們對技術方面的引進情況,這些技術後來都被從英國來的移民吸收借鑑了。然而,他們的參與程度非常小,他們所建立的一些殖民地後來都被英國人和愛爾蘭人接管了。
某些歐洲國家在人口方面比英國要多得多,有些國家在開發豐富礦產資源方面進行了技術革新,例如,德國南部的冶金術。與英國(英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