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西非和西印度群島之間的三角貿易。在這樣的貿易中，新英格蘭地區成為西印度群島甘蔗種植園之外的另一個原材料供應地，但是英國肯定要保持與北美北部殖民地以及弗吉尼亞菸草種植殖民地的直接貿易聯絡。

作為這一政策的結果，1660年之後，英國開始了進口和轉口新農產品的活動，在這過程中甘蔗和菸草種植殖民地的地位越來越突出了。英國的港口城市和內部貿易的發展極為迅速。隨之而來的就是資本流動的程度大大提高了，出現了金融組織，交通往來也更加便利了，商業的零售批發也發展了（商店從大的商業市場批發商品，而專業性商店又從綜合商店批發商品）。商業和工業的成功結合，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包括一些技術的變化。在17世紀90年代，申請專利的活動是以前30年的2至3倍，然而從那以後，一直到18世紀後半期，技術專利大大減少。英國的快速工業化程序被推遲，以農業—商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維持了幾代人的時間。

經濟績效

經濟績效的評價標準，主要是由與資源分配以及資源利用有關的效率所決定的，其他方面的標準則與公平和應付外來突變因素的能力有關。正如人們所瞭解到的，要兼顧到這兩方面的評價標準是很困難的，即使只考慮一方面的評價標準，也會有不同的結論，沒有一個一致的和明確的評價方法。當經濟發展時，用不同的標準進行評價，可能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做得不夠好，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者就很難把兩方面的標準綜合起來進行評價。因此，我們現在的目的非常簡單明確，就是把英國看作是早期北美殖民地可以得到的一個資源庫，我們沒有必要在一個更大範圍裡，對涉及所有經濟績效的評價標準進行兼顧和綜合考慮。在這樣的範圍裡，才有必要和可能對英國和北美殖民地的經濟績效進行評價，也才可以把英國與在北美地區有移民的其他國家進行適當的比較。

第一個試金石就是有關的社會資源是怎樣被全面動員起來的。確實很難得到比較接近的看法。財富不均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就意味著富裕者可以有足夠的資產把持著市場。對土地的私有權使大量的土地仍然作為狩獵地區而保留下來，並使這些土地退出農業耕種範圍。與中世紀相比，這時候用於宗教經濟結構擴張方面的資本要少得多了，但由於過分的消費和軍事開支，使資本的投資受到很大的限制。

從勞動力方面來說，“完全資源動員”的觀點是最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地區性的貧困問題、婦女普遍沒有得到良好的教育、男人和女人都很窮、勞動力的重新安置行動遲緩等系統性的問題，所有這些都使土地在文化價值和可能得到的投資資源方面，表現出它的侷限性。在上流社會中，有天賦的人（主要是有天賦的男人）都被吸引到如律師和宗教人員這樣的職業中來，而那些職業並不具有較高的物質生產力。而社會又是高度分化的，許多社會集團如失敗的保皇主義者的年輕後代們，他們已經感到提高社會地位和改變命運的機會非常有限。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只有空想家和冒險家才會遠離家鄉到北美去殖民的。

從這方面來說，看來第二個觀點即“靜態資源分配效率”的觀點也是明顯地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這種觀點認為，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分配，以至於它們沒有得到其最大的要素收益率。實際上，許多制度性的東西、社會習慣以及某些行業受到壓制的特點（比如行會和外來居民所控制的某些商業活動），都影響了生產要素的分配和效益。資源的重新分配確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由於有限的交通網路的整合以及比較差的資訊釋出方式而受到一定阻礙。一直到18世紀開始時，還沒有出現一份地方性的新聞出版物。

另外一個是“動態資源分配效率”的觀點，只有以最佳的收益率出現了資本積聚時，這樣的觀點才能得到界定，並與實際情況相符，它是由個人的偏好和國家的優勢地位所決定的。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個時代的錯誤需求，缺乏非常清楚的政策目標。無論如何，是因為特權和權力才使資本從高收益的經濟活動轉向土地的投資，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在這樣一個貧窮的社會里，這毫無疑問會降低經濟增長率，甚至會低於我們所能想象的經濟增長水平。1663年以後，透過農產品的出口補助，主導國會的土地所有者的農業經濟得到了保護。與主要捲入貿易活動的個體商人不同，一個有影響的非土地資產階級的形成過於緩慢。例如，只有到18世紀末期，才有一些經濟繁榮的城市的居民支援向外殖民，包括威廉·格蘭特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