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投身抗戰宣傳，有的默默寫作，連張愛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說家張恨水也寄寓重慶，在作品中顯示出抗戰傾向。與張愛玲同樣身陷“孤島”的錢鍾書開始寫《圍城》，但“兩年裡憂世傷生，屢想中止”，直到1947年《圍城》才出版。而張愛玲卻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氣壯，洋洋自得。

張愛玲從小就要“做一個特別的人”，讓大家“都曉得有這麼一個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壞，但名氣總歸有了”。她拿起筆來，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續她已經習慣、再也割捨不了的貴族生活。張愛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張佩綸，外曾祖父則是名滿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鴻章。

然而人生是詭譎的，一個人太想得到一樣東西，上天倒不一定讓他得到。張愛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權易手，上海文壇的“傳奇”時代結束。3年後，張愛玲遠走香港。迫於生活壓力，這個出身簪纓望族，從未到過農村、從未接觸過中國革命的她，卻寫出了兩部政治傾向極其鮮明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後者張愛玲本人也承認是在美國駐香港新聞處的“授權下”寫的，連“故事大綱”都被擬定，寫作時還有他人參與。這樣粗糙的文字，難道是由張愛玲那隻高貴得幾乎不染纖塵的手寫出來的嗎？

《秧歌》和《赤地之戀》出版不久，1955年張愛玲到了美國，很快與一個叫賴雅的比她大29歲的美國劇作家訂婚。而賴雅卻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堅定到不允許旁人說一句共產主義的壞話，捷克共產黨領袖是他的好友。有人會說，婚戀是婚戀，寫作是寫作，但聯絡張愛玲前夫胡蘭成的漢奸身份，這些現象至少可以說明一個事實：張愛玲的人格和寫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產黨也好，小資產階級也好，都與她無關，她真正關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發表作品可以乘機出名，那就快快發吧，哪怕發表的地方不那麼幹淨；既然寫###小說可以賺錢，那就寫吧，反正天高皇帝遠，共產黨也管不到這裡；既然賴雅那麼有才華，在美國文藝界又那麼有號召力，人也不壞，他相信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年齡大點有什麼關係？此後，在生活的壓力下，張愛玲還在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做過中共術語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當年中共言論中的新名詞，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邊是《紅樓夢魘》，一邊是中共術語，也許只有張愛玲才能在生命中書寫出這樣的“傳奇”。

有人說張愛玲畢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沒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將投降之際，上海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通報上列出張愛玲的名字，她馬上表明瞭拒絕的態度。

一個人迫不得已時可能會做些違背自己意願的事，但到了張愛玲這個地步，也真夠可憐的了。她始終做著她的富貴夢，端著貴族架子，四體不勤，謀生無著，於是只好糟蹋她的寫作。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不用說是一場孽緣。胡蘭成是夠下作的了，與張愛玲結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漢與一個姓周的護士如膠似漆；當張愛玲追到溫州質問，他又已經與一個叫範秀美的當地女子同居。人們常怪胡蘭成給張愛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問題是為什麼張愛玲偏偏“碰”上了胡蘭成？

世間沒有偶然的事。不管張愛玲多麼“高貴”，胡蘭成多麼下作，他們在人格上其實是有相似之處的。胡蘭成賣文（任敵偽報紙主筆），張愛玲也賣文；胡蘭成沒有原則，張愛玲也沒有原則。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原則是能出人頭地，盡享浮生的繁華與榮耀，只不過胡蘭成確實更下賤一些。

在美國，最令張愛玲引以為自豪的寫作遭遇毀滅性打擊。一部部作品寫出來，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絕，為此張愛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淚。絕望之中她只好為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以謀生，甚至著手寫作《張學良傳》。她終於發現，她並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紅”的天才。其實，20世紀40年代她在兩年內從一個因戰爭輟學的大學生一躍而成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與上海“孤島”時期的特殊形勢分不開的。藝術和人生的“傳奇”，並不能到處複製。沒有原則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動，其實是被動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來越暗淡。胡蘭成、張愛玲都是如此。而一個作家，如果沒有一顆博大的心靈和日益堅實的信仰體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議張愛玲多接觸美國社會，然後以美國生活為素材進行創作上的突破。但張愛玲孤傲又軟弱，無法融入美國這個早已現代化了的社會。她的生活越來越封閉，最後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