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一些同學委託，我給人民日報社寫了一封信，反映噪音對學習的嚴重干擾和我們忍無可忍的心情。這封信在內參上刊出了，驚動了社科院的領導。於是，系裡趕緊另找地方，從第二學年下學期起，我們搬到了位於石景山區的十一學校。不久後，整個研究生院撤離北師大，都搬進了十一學校。畢業前夕，研究生院用地批下來了，在京順公路邊荒涼的西八間房，我們又搬了一次家，住進工地上臨時搭建的簡易鐵皮屋裡。

在三年中，不但居無定所，而且課程也很不規範，好在我一向喜歡自學，對此也就無所謂。全系的大課只有《資本論》，從中央黨校請來的教員，我聽過一回，講解的方式是所謂領讀，像中學上語文課那樣講段落大意，實在乏味，我再不去聽了。開第二外語課，我選擇了德語，這倒是需要聽課的，但系裡久久聘不到老師。終於聘到了一位，來自第二外語學院的林先生，這個畸零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開始，很多同學選學德語，當我走進充當教室的小屋時，人已滿。桌邊坐著一個人，穿著骯髒的工人服，露出裡面油膩黑亮的白棉毛衣圓領，腳上是一雙沾了泥漿的舊運動鞋，像一個泥瓦匠。那天下雨，他戴一頂舊草帽，弓著背，看不見他的臉。我落座後，彎下腰，才看見了他的許久未刮的臉和一副深度近視鏡。他低著頭，說話了，帶廣東口音，吃力地選擇著字眼，常常詞不達意。他先作自我介紹，五十八歲，西南聯大畢業，曾師從馮至和楊一之學德語，舉出好幾個名人是他的同學，但他自己至今是一個講師。後來聽說，他娶了一個沒有文化和職業的女人，生了六個孩子，其拮据可想而知。開始上課了，他不做任何講解，帶著大家朗讀長長的德語句子，邊讀邊搖頭晃腦，對於這些句子，我們既不知道讀音規則，也不知道意思。上第二堂課時，多數人不來了，說他是精神病，只剩下了四個學生。我始終懷著極大的同情聽他的課。學生這麼少，他仍講得很起勁，做出誇張的姿勢向我們示範發音，因為是侏儒身材，又常常爬上椅子去板書。一個能說流利英語的同學說，其實他的發音很標準。一次課後，這個同學把林先生留下為自己錄音，錄了幾個小時，然後請了一頓午飯。回到宿舍，他見人就說，這老頭真能吃，一頓飯吃了七兩，四隻菜全部掃光。錄了這次音之後，這個精明的同學也不來聽課了，開始暗中活動另聘教員。可憐的林先生不到一個月就被辭退了，潦倒了一生的他，又遭受新的打擊。

新來的老師是某出版社的一位德語編輯，時間不長，他自己不願教了。因此，我學德語基本上是自學的。最令我苦惱的是沒有課本，跑遍全北京買不到，只好趁別的同學不用時借來看一眼。直到小早在他供職的學校的圖書館裡發現了兩冊文革前北外編的課本，借出來寄給我，我才能夠比較認真地自學了。後來，這套課本重新出版，別的德語書也陸續出版，資料不再是問題。因為缺少聽說的環境，我自己也不耐煩做這方面的練習，我的德語基本是聾啞的。不過，我對語法和語義有很好的理解力，因此，幾年後，我就能夠不太費力地閱讀和翻譯尼采的著作了。我的英語也是自學的，能夠依靠詞典看書，有時還看出了英語高手的翻譯錯誤。可是，我越來越發現，我在語言聽說方面事實上有些先天不足，學起來比那些一般智力不及我的人吃力得多。承蒙歌德學院北京分院的好意，曾經讓我免費學習，但我學了一個多月就半途而廢了。我在那裡成了一個新聞，人們悄悄議論說，有一個人翻譯尼采特棒，卻一句德語也聽不懂。此後我兩次到德國，加起來接近一年，但長進仍不很大，只能應付最簡單的會話。我自己分析，原因一是我的智力型別，短於聽覺記憶，二是我的性格，拙於交往和言談。我只好自我解嘲，對自己說：當年王國維從英文翻譯了許多書，並且與伯希和、斯坦因等人過從甚密，還不是一句英語也聽不懂說不出麼？可是，天下舌人車載斗量，王國維卻只有一個，無人能夠替代。我當然可以發狠下一番功夫，未必沒有收效，但實在捨不得我的寶貴光陰。不能自由聽說肯定是一個缺憾，然而，在認清了我的能力和興趣的性質之後，我便寧可容忍這個缺憾了。

乍回到北京，我帶著鄉下人進城的新鮮感看待一切，任何人的一點才華都使我眼花繚亂，欽佩不已。隨著新鮮感消失，我漸漸恢復了客觀評價的能力，結果是增添了自信心。在思維敏捷的才子身上，我看出了洋場惡少的影子。從滔滔不絕的論辯中，我聽出了單調的說教。有一個來自上海的同學，經常當著眾人之面慷慨陳詞，罵當局幾句，實則趨炎附勢，常常為了一點兒實際利益討好他心中鄙夷的人。有一回，我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