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全北京都在談論一個題為《自然，社會，人》的攝影展，它的廣告貼在民主牆上，舉辦者是一個叫“四月影社”的民間團體，展出地點卻是中山公園，開了新時期民辦藝術活動的先聲。在文化禁錮許多年後，它的展品也的確令人耳目一新。湖面上兩隻鵝，頭和脖子埋在水中，屁股朝著鏡頭，旁白是：“別讓他們照，誰知道他們什麼目的。”兩個老太婆彼此隔著一段距離，把耳朵貼在迴音壁上聽，對白是：“聽見了嗎？”“聽見了。”“說什麼？”“聽不清。”這類巧思令參觀者忍俊不禁。

電影包括許多國外原版片暫時解禁了，有門路的單位各顯神通，源源不斷弄來放映。那些日子裡，人們生活中的一項主要內容是到處看電影，有時一天要趕好幾場。大多是未經譯製的原版片，由懂外語的人客串做同聲翻譯，但水平懸殊。原版片中常有裸體或色情鏡頭，遇到這種情況，彷彿有不成文的規定，放映員必定現場作技術處理。一般是改變焦距，使銀幕上一片模糊，或者遮擋一下鏡頭，或者乾脆掐斷，結果把整部影片弄得支離破碎。

手提式錄音機在當時還是新鮮玩意兒，人們紛紛託人從沿海地區買來走私貨。鄧麗君的歌曲剛剛從香港傳入，愛好者們爭相轉錄和播放。商店裡大批出售曾經遭禁的喇叭褲。街上奇裝異服多了，留長髮的多了，彷彿突然從地下冒出了一大批藝術家。在公園裡，在馬路上，情人們當眾摟抱接吻。這是正在解凍的中國，不同型別的人在不同方面扮演著先鋒的角色，深刻的人在革新思想和藝術，淺薄的人也在透過追求外表的時髦改變著保守的生活觀念。

社會上的浪潮在研究生中也引起了震盪。有一天，我們宿舍裡爆發了一場辯論，起因是一個同學逛陶然亭公園，看到戀人們在長椅上親熱，大受刺激，回來發議論，譴責這是不講道德。我反駁道：“人家礙著誰了，怎麼就不道德了？”在場同學立刻唇槍舌劍起來，新舊兩派各四人，勢均力敵。爭論的焦點是性自由。我陳述我的觀點說：我們國家提倡晚婚，而婚前性關係均被視為不正當乃至非法。人到一定年齡就有性要求，這是自然規律，強行壓制的結果是，大部分人不得不苦悶地度過一長段青年時期，而那些不慎或膽敢衝破壓制的青年則備受輿論的指責，行政的干涉，留下了洗不掉的汙點，影響一生的前途。同時，由於婚前不準同居，結婚是滿足性要求的唯一途徑，因此造成了許多不成熟的婚姻。結論是婚前應該有性自由。另一個現代派補充說：不但婚前，而且婚後，也應當有性自由。話音剛落，保守派嚷成了一片：“天哪，這不是亂了套了嗎？”“簡直是在為流氓活動辯護！”“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我們反駁說：在一切性關係中，只有賣淫和強姦才是流氓活動。一個保守派強調：已婚者應該忠於自己的愛人。這時候，一直沒有說話的第四個現代派慢條斯理地口吐驚人之語：“打個比方吧，一箇中國人，有時去日本玩玩，有時去美國玩玩，能說他不忠於中國嗎？”眾人大譁，一齊鬨笑起來。這第四個現代派名叫王小平，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的弟弟。

二、研究生三年

我在社科院讀了三年研究生，那三年中，哲學系始終處在顛沛之中，先後搬了三次家。第一學年在工會幹校，地處鬧市，又守著一個陶然亭公園，日子過得還比較有意思。由於住房擁擠，我常到公園裡看書和讀外語。覺得悶了，就和一二同學結伴，騎車到處轉，看各種熱鬧。我還重獲了買書的樂趣，外國文學書籍剛剛放開，開始陸續出版，我基本上是見一本就買一本。從那時起到八十年代後期圖書大漲價之前，十來年間出版的此類書，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我搜集得相當齊全。當時新華書店有一些機關門市部，往往隱藏在某一條小街上，打折出售積壓的文革前出版的書，真正價廉物美，我到處尋訪這樣的寶庫，必能滿載而歸。

與工會幹校簽訂的合同為期僅一年，第二學年一開始，我們搬到了通縣北苑旅館。這是一家汽車旅館，俗稱大車店，是司機們過夜的地方。宿舍的視窗正對著停車坪，那裡日常停放著幾十輛過路卡車。每天從早到晚，從深夜到天亮，卡車、拖拉機、摩托車的馬達聲此起彼伏，無休無止，吵得人心驚肉跳。最大的問題是無法睡覺，每天深夜三時半，就開始響起汽車發動的聲音，持續不斷，愈演愈烈，終於響成一片。天天生活在這種環境裡，簡直要發瘋，遑論靜心讀書。因為遠離市區，生活也十分單調。每天晚上，不管節目多麼無聊，走廊上那臺小小的黑白電視機前總是聚集著許多觀眾，他們是研究生哪，可是不能怪他們，這是他們唯一的調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