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活兒還算稱心，就是苦一點兒，因為那兒沒機械裝置。磚、鍬、小車以及犯人們的雙手，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還有一匹馬拉水泥車，我們管這匹馬叫“海鷗”。每天早上他們一把我們趕到工地就從馬廄裡牽出“海鷗”交給我。我把它套在裝水泥箱的車上，然後趕車到倉庫。把車倒進倉庫，便開始用鍬往上裝水泥。灰塵飛揚，我和“海鷗”都成了灰不溜丟的傢伙，吸進鼻孔的全是水泥，嗆得要命。至少我還可以用塊布包到嘴上，但“海鷗”可就慘透了。幸好裝滿車後我們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幫助我們卸車，然後我們回倉庫再拉，只有在來回的路上我們才能享受點新鮮空氣。一天我們要拉１０到１５趟。一天下來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來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堅持了下來，沒把這活兒交給別人。“海鷗”是個很好的工友：不罵人、不發脾氣。如果想找個知心人，最好不過的就是馬了。我情緒不好時就用手摟在“海鷗”的脖子上跟它說悄悄話。它或許聽得懂，也許聽不懂，但要是我說了當局的壞話，它不會去給我告密。還有，在來往於工地的路上監視我們的只有藍天。即使天不是藍的，而是多雲、下雨或下雪，這也要比在工頭和看守的呵斥下幹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鷗”拉來一車水泥正在卸車時，一個衛兵走過來說：“伊萬諾芙娜，卸完後把車打掃一下，去一趟醫院。你們的一個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紅山。”

紅山是犯人的墓地。自１９３０年以來，這座山長高了好多，當時埋的是富農。

我照他說的做了，把車趕到了勞改營醫院，一夥兒女人正等在那兒。

“誰死了？”我問。

“四分隊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沒病呀，她兒子剛來看過她的。”

“對，感謝上帝，她沒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覺就再也沒醒過來。”

我這才知道這些女人是扔下她們的活兒來醫院給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沒有葬禮，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個牌子寫上號碼就算完事了。每當看到有棺材從勞改營門中拉出去，犯人們就說：“又一個短命人。”

然後，她們就回去了，很快把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輪到自己。紅山墓場白骨累累，挖坑時簡直分不清挖的是土還是骨頭。但卡扎科娃是個特例，女人們寧願冒險來給她送葬。自然，這裡離營門口並不遠，即便如此，這也有點送葬的味道。她是個仁慈的女人，應該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為兒子進來的，現在我來講她的故事。她丈夫是個畜生，是個殘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後手執斧頭追趕老婆。自然，她總是抱著孩子跑到鄰居家去躲避，而鄰居們總是把她藏起來。她向派出所投訴過多次，但他們總是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傷了她。她住了一陣兒醫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憐他，所以決定不去報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斂了點。後來，一看沒事，就又舊病復發。兒子也捱了好幾次父親的斧子。

後來有一次父親又在打媽媽，威脅著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奪過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親的頭上，當場就把他撂倒了。媽媽跑過來摸摸他——已經死了。這酒鬼，真活該。

她沒告訴孩子他已經死了，而是說：“他昏過去了。他在那兒躺一會兒還會起來撒野。

兒子，你最好儘快收拾好東西去你姨媽家。我會給她寫信要她讓你住到開學。要不你父親醒過來會報復你。一個月後再回來，那時他就把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親說的做了，徑直去了火車站，準備去姨媽家。大約一個小時後，母親才去鄰居家，向一對夫婦要了點兒鹽，回來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門兒，給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兒，她告訴這兩家說，她打發兒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兒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須做好飯等他，以免他發怒。說完便回家了，不一會兒，她開始號啕大哭，好象家裡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裡，在那兒鬧了一陣兒，然後又回到屋裡，她用手攥著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紋印到上面。真令人吃驚，她是怎麼籌劃的這件事呢。之後，她尖叫著跑到剛去過的那家：“鄰居們。告訴警察局——我殺了他，我想……”一個鄰居安慰她，另一個去報了警。

一個月後兒子從姨媽家回來，發現父親已經被埋葬了，母親進了監獄等待判決。他堅持找偵查員說事情是他乾的，但偵查員根本不聽他的：人證、物證俱在，而且兇手已經供認不諱。於是，卡扎科娃被判了５年——他們知道死者是個魔王。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