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身的，而沒有想到這正是他們天才的創造啊！

尤利和諾曼站在船尾的水泡裡，瞪著一點點下沉的金『色』尾巴。他們突然齊聲唱了起來：

“我們不要黃『色』潛水艇，黃『色』潛水艇，黃『色』潛水艇”

我當然也不想要！我們七個人很快全都站到船尾，齊聲唱起尤利唱的歌來。沒人把它真當回事。實際上，船身其餘部分也沒有問題，漂在水上就像香檳酒的木塞似的。於是，尤利和諾曼就動手洗起褲衩來，一邊還想著把“潛水艇”的歌詞弄得更押韻一些。

我主要擔心的問題倒不是怕這紙莎草船最終會隨著船尾一起沉下去，而是如何維護我們七個人之間的關係。船艙只有八英尺半寬，十二英尺長，我們躺下就會一點餘地都沒有了。船甲板上又擺滿了罈子和籃子，根本沒有『插』足的地方。這就是說，我們一爬出睡袋，要不待在船艙左舷的避風處，要不就得爬上船橋，而那裡的面積靠胳膊就能估『摸』出來了。不管白天晚上，大家都近在咫尺。我們就像長著七個腦袋的連體七胞胎似的成天黏在一起，每個人卻都說著各自不同的語言。我們不僅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的來自『共產』主義國家，有的來自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各自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準也相去甚遠，甚至分別處於兩極。我們中間有兩個非洲人，我去其中一位的家鄉拉密堡拜訪他時，他坐在地上的草墊上，家中什麼傢俱都沒有，只有一盞煤油燈放在草墊中央。他的護照和飛機票就放在地板的角落裡。另一位非洲人住在開羅，有一間豪宅，門口柱子中間還站著東方的僕人，鞠躬將我迎進去，屋子裡擺滿了法式傢俱、掛毯、傳家的古董寶貝。有一位船員一字不識，卻也有一位是大學教授。有人是積極的和平主義者，也有人是海軍軍官。阿布杜拉最專注於他的袖珍收音機，給我們講以『色』列和埃及爭奪蘇伊士運河的訊息，雖然他自己也聽得不清楚。他的拉密堡『政府』支援以『色』列，反對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而且現在他們已經請求法國出動傘兵，鎮壓沙漠地區的阿拉伯人，我們曾在博爾見過他們。阿布杜拉是個狂熱的伊斯蘭教徒，當然支援阿拉伯人。諾曼是猶太人。喬治是埃及人。他們的同胞們此刻正在蘇伊士運河兩岸對『射』，而他們卻緊挨著躺在同一個柳條艙裡，在大西洋上漂著。阿布杜拉還同樣熱中於講越南戰爭。他完全不能明白為什麼尤利和諾曼同為白種人，代表的兩個國家卻互相仇視，同時又想維持和平，因此就幫助越南的黃種人自相殘殺。他想要尤利和諾曼一起解釋這件怪事。看來，船上有足夠的火『藥』引爆一場大戰。我們的紙莎草船就好像滿載著汽油，雖說是從心理角度而言的汽油，但是在狹窄的船艙裡互相摩擦產生的熱，也只有無盡的海浪能撲得滅。

任何一次遠征，如果人們不得不近距離地相處好幾個星期，那麼，潛在的最大危險就是一種可稱之為“遠征熱病”的精神狀態。人們如果產生了這種心理狀態，甚至最隨和的人也會變得急躁易怒，大發雷霆，完全不可救『藥』。因為，他對人的理解能力會退化，最後只看見同伴的過失，對同伴的好處則視而不見。因而，帶隊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隨時警惕這種威脅。早在出航之前，我們這夥人就已經牢牢記住了這一點。

因此，出航第三天，我聽到『性』格隨和的卡洛突然用義大利語向喬治咆哮著，說他也許能當一個柔道冠軍，但他實在又髒又『亂』，得有個保姆跟著才行，我也就一點也不驚奇了。喬治馬上反唇相譏。不過，兩人猛烈地吵了幾句後，就各自閉嘴了，又只剩下紙莎草吱吱嘎嘎的聲音了。第二天，這兩人又吵了起來。最後，卡洛跑去拽緊一根桅索，而喬治生氣地扔下他的釣魚竿，示威似地上床睡覺去了。卡洛在船橋上告訴我，那位花花公子喬治實在讓他心煩。卡洛十二歲的時候就開始工作了，要扛沉重的米袋。他沒受過什麼教育，全憑自己的雙手取得成功。可是這開羅來的富家公子哥兒，就是被寵壞的『毛』小子，什麼也不幹，只會『亂』丟東西，還指望別人替他收拾。我答應跟喬治談一下，並且，我和卡洛都一致同意：喬治還不大懂得在遠航中齊心協力的團隊精神；對他來說，這無非是一場新的遊戲，一場耐力和體力的考驗而已。不過，我也告訴卡洛，他也得理解喬治，他一直都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從小到大都已經習慣把東西隨處『亂』丟，想都不會去想，因為他家的僕人或是他的妻子、母親都會幫他收拾好的。卡洛在生活這所大學堂裡學到了不少東西，可喬治沒學過，我們得教給他。

不一會兒，喬治也到船橋上來找我。他悶悶不樂，因為自己回話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