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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這樣的政府，就是現代意義上的政府，也是黨和人民希望建設的政府。難怪公民、企業和社會團體舉雙手贊成了。不少朋友都好心地建議，要我去訪問一些農民、市民和企業家，請他們現身說法，這樣就更有說服力。我說不必。因為我不可能遍訪全市。找幾個“代表人物”，人家會說那是“托兒”，不如沒有。人是理性的動物，有些事情只能訴諸理性。只要理性地看待問題，其實都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至於成都市是不是當真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做了，大約也只能請懷疑者自己來“眼見為實”。我是暗訪過的，發現情況確如其言，並無誇大不實。不足之處有沒有？肯定有。不滿之人有沒有？也肯定有。但是，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這個大方向是對的，成都的市民和企業在總體上也是歡迎、贊同和擁護的。過去，他們和政府打交道，心發憷，嘴發軟，腿跑斷，腰彎酸，現在則理直氣壯地坐享其成，還可以品頭論足說三道四，能不拍手叫好嗎？

其實最大的受益者還是政府自己。因為只有當這個政府是“規範化”和“服務型”的時候，它才最能體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也才充分地是人民的政府。一個政府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這難道不是最大的效益？更何況，當這個政府在進行著觀念的轉變、職能的轉換、結構的調整和方法的更新時，它實際上也就在“自我再造”。再造是能獲得生機的。按照規範化和服務型的要求自我再造，就是人民政府增強活力永葆青春的“強本之方”。

讓我們蕩起雙槳（1）

法治的政府必定是民主的，民主的政府也必定是法治的

成都的“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是法治的，也是民主的。如果說“規範化”更多地具有法治意義（依法行政），那麼，“服務型”就表現出一種民主精神（為民服務）。民主並不就是選舉，就是投票，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它首先是“人民做主”。做主的既然是人民，服務的就肯定是政府。政府服務，是“人民做主”的邏輯結果。因此，一旦政府是民主的，它也就必須是服務型的。如果不是服務型的，那就不可能真正是民主的。

事實上，民主與法治有著不解之緣。歷史上的政體，無非君主和民主。君主口含天憲，“朕即法律”，乾綱獨斷，一手遮天，哪裡用得著“法制”，又怎麼可能是“法治”？所以，一個君主制的國家，一旦開始立法、立憲，那就意味著向民主制度的轉變；如果這個國家已經法制健全，依法治國，就連君王也要服從法律（王在法下），那它就可能是名義上的君主制國家，實際上的民主制國家。相反，如果有法不依，執法不公，違法亂紀，無法無天，不把法律放在眼裡，那就不大可能有什麼“民主”。就算有，也不充分。因此，法治的政府必定是民主的，民主的政府也必定是法治的。

無獨有偶。成都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恰恰從規範政府開始，這就是“開放三會”。所謂“開放三會”，前面已經講過了，就是向群眾和公眾開放區（市）縣的黨委全委會、政府常務會和人大常委會。黨委全委會向黨員群眾開放，政府常務會和人大常委會向社會公眾開放。其中首先開放的，則是政府常務會。這是成都市新都區“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所做的第一件事。

這項改革的意義，一般都理解為“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這當然並不錯。“開放三會”，確有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的意義。但我以為，它和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就是規範。也就是說，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和“開放三會”，其實都在“規範政府”，只不過前者是“硬規範”，後者是“軟規範”；前者是　“用法律來規範”，後者是“用民主來規範”。

民主也能規範政府嗎？能。只要這個政府是民主的，民主對於它就是規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還是更重要的規範。首先，人民政府本身就是民主的產物，它是在民主的框架下透過法定程式建立的；其次，用來規範政府的法律也是民主的產物，它是在民主的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