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只是“文革”後期的一個平凡年份。所以“一九七五”提示的是革命年代的日常生活和個人生活。

南方都市報：但我仍然看到有評論說小說是表現了革命年代末期的那種疲態，在一般人心目中這個年份仍然會和特殊的時代聯絡到一起。

林白：只要讀過林白作品的人，就會知道林白寫的可能還是她自己的1975，而不是別人的1975，一個國家的1975。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也沒有能力。政治備忘錄不在我的範圍之內。小說裡也寫到了政治，但你想想，廣西北流那樣一個地方，離中心多遙遠啊。所以我在《別章》裡面寫到，大隊補開周恩來的追悼會，一大班人擠上去看周恩來畫像。中國那麼大，即使是農村之間的差別也很大的。

南方都市報：你也沒有用反思的角度去處理那個時代。

林白：我覺得我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反思是知識分子的事情。審視還是有的，但你不要指望我說出一條兩條哲理的話。但審視是非常冷靜的，要有距離的，我不是那麼冷靜的。我下部有一些癲狂的東西，是在生活之中的。雖然隔了三十年的距離，但我又進去了。還是用自己的感覺和情感進入到當時的生活，情感的因素更強烈。

“我在文學的‘斜路’上走得很遠了”

南方都市報：你感覺的1975是怎樣的呢？小說寫了一個知青故事，但你用了一種狂想的方式來寫。這跟我們過去看到的知青題材小說很不一樣。

林白：一個1975年下鄉的知青，她的內心狂想是怎樣的？這是我想表現的，我想寫的跟別人不一樣。1975年的知青比老三屆的知青幸運多了。我們第一年去就有國家每個月給十塊錢生活費，還供應米、豬肉、農具什麼的，條件已經好很多了。我們那時革命激情完全談不上，也沒有那麼苦難，就會滋生一種狂想。我一直覺得我會寫那段知青生活，幸虧以前沒寫。如果七十年代寫就成了傷痕文學，八十年代寫就成了尋根文學，九十年代寫就成了新寫實文學。而現在我寫的跟別人都不一樣，更接近《萬物花開》的狂想式的寫法。

南方都市報：你似乎主要在寫那個時代裡特立獨行的人物。比如女知青安鳳美講述自己的性經歷，還有那頭獨特的豬。為什麼這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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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致一九七五》走上“斜路”（2）

林白：因為女知青剛好在十七八歲，性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且我寫的是一個女流氓呀。安鳳美放蕩不羈，或者說有自由精神也行，她不要當先進知青，也不要招工，她就要隨心所欲地生活。她交很多男朋友，肯定要談性嘛。她要向同伴灌輸觀念，她可能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生活。那頭豬跟王小波寫的那個非常像。但它確實是有原型，我們真的是養過這樣一個黑豬，比人都高的豬欄它能跳出來，而且越喂越瘦，後來跳欄跑掉了。這些東西也是刺激我寫狂想的原因。雖然隔了三十年的距離，但我還是用自己的感覺和情緒進入當時生活裡去了。有人評價我寫的是革命年代的自我消解，我覺得可能對吧。

南方都市報：《致一九七五》的結構很奇特，上部和下部的風格及內容差別很大。

林白：對，寫法完全不一樣。上部其實本來是小說的“前言”，一氣寫了17萬字。我一想作為前言實在太長了，就改為上部，原來的正文是下部。上部是誠摯地，感情很飽滿地對時光的追憶與重構，有點回憶錄性質。下部就是一個知青小說，一種狂想性的寫法。比如一個麻包袋能講話、路也能講話，豬也能講話。風格跟前面完全不一樣。

南方都市報：上部的寫法很散，更像一個自傳而不是小說。

林白：有比較強的自傳性質，但其中也有幾個虛構的人物，可以說是一種散文化的小說。它沒有一個主幹，沒有人物的命運，是彌散性的寫法。必須完全靠情緒把它提起來，靠細節把它豐富起來。我的整個寫作一直有這種傾向，我不喜歡那種單線條的，從起點到終點，有高潮有結局的，講個故事給大家聽。我的寫法是像一滴水化進去那樣寫的。我認為散文化的小說應該是小說的一條寬廣的道路。所以我在後記裡說，我在文學的“斜路”上走得很遠了。

南方都市報：“斜路”？

林白：《婦女閒聊錄》出來的時候我說自己是走了一條文學的“岔路”，這次我更謙虛一點，說“斜路”。我覺得現在的小說都一個樣，所謂鮮明人物、性格、對話，所有文學雜誌，長篇短篇都是一個型別的小說，太膩了。你非要讓我寫成那個樣子，我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