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權力擁有者。權力擁有者之所以能夠索取性賄賂，是因為他們手上有權，這種權主要是“合理賜福/利權”，即能夠給對方提供方便，增加對方的福利，以此為交換條件來索賄。比如說導演，他有權力用這個演員，也有權力用那個演員，這在他來說屬於合理選擇權，誰沒有被選上都不能說損失了福利，因為出演不出演本來都不是法定福利。但是能不能出演對演員來說卻極為重要，因為出演一部影視劇可能帶來可觀的福利——不僅包括報酬等物質性的“利”，還包括名氣、受人追捧等精神性的“福”。因此，導演選擇某演員出演主要角色，就等於是賜福/利給演員。在這種利害關係中，演員為了換取出鏡權，“獻身”藝術就成了一種雙方互利雙贏的格局。至於其他領域，像周國平先生提到的招生、考試、畢業之類，情況基本上一樣，其前提都是索賄方擁有“合理賜福/利權”。

在人類的社會行為中，互利雙贏是合作的前提，因此透過賜福/利給他人而增加自身福利的做###越來越普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解釋人的自利性時說：“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因此，對雙方都有利的“合理賜福/利權”有交易的功能，必然具有更廣闊的運用空間，比之“合法傷害權”，會越來越有市場。

一　窮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晚清學者薛福成說，如果要評選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清官，他會投四個人的票：漢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和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補編》卷一）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汲黯和宋璟的名字比較陌生，即使開出一份個人履歷表來，大概也沒有耐心去了解清楚。因此，如果要評選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清官，相信絕大部分人會把選票投給包拯或海瑞。

清官，是清廉之官。但怎麼樣算清廉呢？清廉是個抽象的概念，就人們的感受來說，生活上的貧窮似乎更能說明問題。海瑞死的時候，在都察院（相當於監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裡，翻箱倒櫃，僅找到十幾兩銀子，辦喪事的費用都得朋友們湊份子，可見他的確是窮，窮得讓人肅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陳的御史（相當於紀委的處級幹部）。陳御史經常讓差役拿著“紅票”到市場上去買米，只付市價的一半。這種做法當時很普遍，並不是陳御史一個人這樣幹，老百姓對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奉陳御史之命去買米，剛好這個米店的經紀（經理）家裡有個見過點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認為這不合理，便拿了“紅票”到都察院去告狀。海瑞得到狀紙勃然大怒，想加倍處罰陳御史，煞煞這種歪風。由於都察院的御史同事們懇切求情，陳御史終於免受處罰。但是海瑞卻採取了另一種懲罰方式：先是把拿“紅票”買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當差的資格，再把他枷號在陳御史辦公的衙門前，以羞辱陳御史。陳御史因此名聲不好，他對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時候，陳御史看到海瑞如此清貧，實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見剛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於是說：“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周暉《金陵瑣事》卷一）海瑞的“清苦”終於感動了原來對他恨之入骨的陳御史，可見就清官來說，沒有什麼比他自己過著清貧的生活更具有說服力和感召力了。窮，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海瑞為什麼窮？按照吳思先生《潛規則》一書的解釋，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資制度惹的禍。清官不受外財，守著一份死工資過日子，而工資又低，那就只能窮了，這很好理解。進一步推論，因為窮，收入不夠用，只好去貪汙受賄，因此低工資制度成了明代官員“當貪官的理由”，這也符合邏輯。但是，這個觀點卻是不能輕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9）做為政治明星的高調出場，始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出任浙江淳安縣令一職，這時海瑞已經45歲。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買肉事件，歷來將它作為海瑞貧窮的依據：“在浙江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窮得要靠自己種菜自給，當然更捨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親過生日，海瑞買了二斤肉，這條訊息居然傳到了總督胡宗憲耳朵裡。第二天，總督釋出新聞說：‘昨天聽說海縣長給老母過生日，買了二斤肉！’”（《潛規則？當貪官的理由》）此事見於《明史》記載，似乎沒有理由懷疑它的歷史真實性。問題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窮得買不起兩斤肉呢？

當時買兩斤肉需要多少錢？根據海瑞自己的說法，“豬肉二十五斤，價銀五錢四分”。也就是說買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