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項花費的統計資料證明李慈銘這句話完全屬實。聚宴再加上聽戲、犒賞等項費用，花費的確不少，最多的一年（光緒十一年）竟然高達兩。〔2〕就在請來請去“習以為常”的日子中，銀子像流水一般花掉了。家鄉的弟弟因為飢寒而死去，自己卻在京城每天喝酒聽戲，李慈銘雖然偶有良心發現而悲傷悔恨的時候，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已經不會思考自己這樣生活是否應該的問題了，因為他已融入了京官的生活圈子。

京官哭窮是明清時代一個突出的社會現象，但是從李慈銘的例子可以明顯看出京官的窮是一種消費結構性的窮，與老百姓沒有飯吃的窮不是一回事。一邊哭窮，一邊過著追逐酒食聲色的闊日子，這就是帝國京官的典型生活。

五　京官突圍

京官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這個圈子又形成了自己的習氣和作派，而維持這樣的生活習氣和作派，俸祿又肯定是不夠用的，這就要求京官們開動腦筋，想出突圍的辦法。辦法可以有以下幾種：一是外任，二是辦差，三是接受外官禮銀，四是貪汙受賄。貪汙受賄屬於典型腐敗，這裡姑且不論，我們只說其他幾種非典型腐敗方式。

外任，就是乾脆不當京官了，地方上油水多，清代京官希望外放的情況非常普遍。不過外任的機會也很有限，如果這條路走不通，那麼可以降低要求，比如辦差。

辦差有幾種情況，一種是皇上特命辦案專差，稱為“欽差”或“案差”；另一種是與考試有關係的，稱為“試差”；還有一種是特別任命去地方主持教育工作，稱為“學差”。

“欽差”到地方辦案，有時是直接調查地方官員的貪汙腐敗行為，其調查報告對地方官員的升降榮辱直接相關，地方上對於這種中央調查組都敬畏有加，奉承巴結唯恐不及，接待上一般都大大超標，致送“站規”、“門包”，離開時一般都會致送“程儀”（路費）。“程儀”數量可觀。嘉慶年間的廣興，第一次到山東辦差，不知道地方行情，只收了二千兩銀子，心裡還有點不安；此後他到河南辦差幾次，因為已經瞭解情況，所以第一次收到為數不多的公送盤費（路費）的時候非常不高興，第二次、第三次當地官員不敢惹欽差生氣，共送程儀二萬兩，才打發了他。（廣興事見清宮檔案及《清仁宗實錄》卷二○六）

帝國三年一次的鄉試（舉人考試）和會試（進士考試），由中央委派官員出任正副主考，稱為“試差”。被派“試差”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你出任了鄉試和會試的正副主考官，考上了的人成為門生，不僅以後在官場上有幫手，更重要的是這些門生在逢年過節的時候要給你送禮。可以想一下，會試錄取的人一次是三百人光景，如果每個人一年“三節兩壽”每次給你送10兩銀子，一年就得送50兩，300人就是15000兩，那豈不是就大發了。

中國人向來尊敬老師，特別是在鄉試、會試這樣的人生重大時刻給予提攜的主考官，學生的感激之情是發自內心的，所以北京的風俗裡面就有專門歌詠“拜老師”風俗的詩：“房師座主重科名，衣缽淵源尚有情。可笑捐輸登士版，也求大老認門生。”（徐永年增輯《都門紀略》之《都門雜詠？風俗門》）考試取中的人拜老師是理所當然的，沒有透過考試而捐錢買官的人想拜老師還要被取笑。一個人有一次主持考試的機會，就等於上了養老保險。即使不是每個學生逢年過節都送禮，送禮也不一定“三節兩壽”都送，但肯定有一些學生會送，這樣一年幾千兩銀子的收入就有了保證，所以這種差使極為難得，競爭非常激烈。

“學差”就是外放學政，這個職務類似現在的省教育廳廳長，主管一省教育事務，三年一任，養廉銀有二三千兩，還有大量外快，可以收取“棚規”——　學政每年要在省內的幾個府和直隸州監督考試，每次進考棚監考可以獲得幾百到上千兩銀子，這叫做“棚規”。有的還編印教學參考書賣給省內學生賺錢。

進士考試的正副主考一般是尚書、侍郎那樣的大官，而且三年一次，只有兩位，一般京官是沒有指望的。舉人考試（鄉試）要分派到各省去，清代全國有18個省，一次可以派36位，而且對官位的要求也低一些，所以出任鄉試正副主考官還有一些機會，但由於大家都盯著，競爭也非常激烈，有幸派到的都引以為榮。“試差”和“學差”經常委派翰林，因為翰林有學問，但在北京卻沒有六部官員的實權，灰色收入尤其缺少來源，更顯窮酸，所以這種差使算是一個補償機制，以免翰林這個群體過於窮困。翰林們都渴望“試差”和“學差”，當時的人說：“翰林仰首望差，閱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