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他走在山路田道上，只感覺下午的太陽荒荒，回到家，上樓下樓空空落落，惟有母親一人獨坐在灶間，他趨上前只叫出一聲“姆媽！”，即伏在母親膝上放聲大哭起來。

這一幕留給胡蘭成的血痂太深了，那脫口而出大叫“殺！”聲，成為了他的習慣，至死未改，他自承：“此往二十年來，我惟有時看社會新聞，或電影，並不為那故事或劇情，卻單是無端的感觸，偶然會潸然淚下。乃至寫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往事，眼淚滴在稿紙上的事，亦是有的。但對於怎樣天崩地裂的災難，與人世的割恩斷愛，要我流一滴淚總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時的啼哭都已還給了母親，成年後的號泣都已還給玉鳳，此心已回到瞭如天地不仁。”

這樣的硬做，有點流氓氣，經此之變，胡蘭成成了一個從個人偶在的生命出發，不懼意識形態和倫理規範的畸形的江湖弄潮兒。一切從目的論，不擇手段，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謊言？什麼是真？何謂誠實？何謂不誠實？愛啊，負疚啊，家啊，國啊，被他棄置腦後。他如《封神榜》裡腳踏風火輪，手拿銀項圈，敢抽龍王三太子筋的哪吒，“剔骨還父，削肉還母”，他將眼淚連同人生裡應該的柔軟還給了母親和妻子，這是胡蘭成心中神秘的結，是隱秘不可告人的一隅。他與道德和社會性規範的裂痕越來越大，最後讓自由的慾望膨脹到不再為這個民族承擔責任，不再為愛承擔責任。其實在民族倫理和愛的倫理中，人必須作出自己的選擇，他不可推卸或轉讓挪移。

這是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人，沒有底線，不講黑白，使他獲得一種自由，誰給的價高就賣身於誰。在汪精衛豔電發表後，胡蘭成用自己的筆墨文字馬上跟進，他在《南華日報》寫的社論《戰難，和亦不易》，深受汪精衛妻子陳璧君的賞識，立刻提升胡為《中華日報》總主筆，被人視為汪精衛的“文膽”。一九四○年汪記偽政府成立，胡蘭成任汪偽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法制局長、《大楚報》主筆。在日本戰敗後，胡蘭成是被日本人保護，冒充日本傷兵隨著日軍撤出武漢，然後隱姓埋名逃脫追捕。

二

沒有了善惡，閹割了道德，滿足於慾望的實現，幹什麼都心安理得，胡蘭成就像對情感對一切所謂的歉疚有了免疫力。但是我們知道，選擇一種事物，從一個緯度看興許是善，從別一個緯度難保不是惡。

胡蘭成和汪精衛鬧僵，被囚禁四十八天，藉助日本人才走出監禁，這時他的桃花卻悄然開放。一九四三年十月的南京，胡蘭成坐在院子裡的藤椅上，翻看《天地》雜誌，中有一篇叫《封鎖》的小說吸引了他。這篇小說是張愛玲寫的關於車廂豔遇的故事，在這裡也許胡蘭成的嗅覺感到了張愛玲的寂寞，於是他跟蘇青討來張愛玲的地址，第二天便來到張愛玲居住的靜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號公寓六樓六五室門口。　。。

繞不過的肉身（4）

張愛玲在家，但她不願意接待這位不速之客，胡蘭成只好從門洞裡遞進去一張名片，轉身離去。也許生活比小說還耐看就在這裡，第二天中午，張愛玲打來電話，說要親自登門拜訪。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張愛玲有太多的叛逆，小說《愛》的這句子也許是她準備在現世裡預演的前奏吧，《西廂記》裡，崔鶯鶯一開始在張生面前，也是冷麵鐵心，然而，抱枕前來的夜晚，卻有那般溫順輾轉的柔情。

在張愛玲面前，胡蘭成一口氣滔滔不絕說上了五六個小時，像表演脫口秀，也就在那時，心高氣傲的張愛玲已經被胡蘭成身上的江湖氣、底層的草根性徵服了。送張愛玲出來時，兩人並肩走，胡蘭成忽然說，你的身材這麼高，這怎麼可以？這是一句高妙的*語言，有*，有暗示，男女講究般配，這麼高和我怎麼可以？是誇還是揶揄張愛玲的凜然的居高臨下？

就是如此一下，胡蘭成就輕輕地擊碎了張愛玲傲慢的外殼，“遇見你我變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塵埃裡去，但我的心是歡喜的，並且在那裡開出一朵花來。”真的，人是如此的不好琢磨，以張愛玲的冷眼加冷豔，拋下女孩子的自尊，我們真不曉得胡蘭成的長衫下的什麼藥迷得貴族的女子五迷三道。

當時胡蘭成是有家室的人，但他每隔一天必去看張愛玲，去了三四次以後，張愛玲突然變得很煩惱，而且淒涼，某日送來一張字條，讓胡蘭成再不要去看她。若換成一個沒經驗的男子，一定會反思是哪裡得罪了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