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農場的病退、困退風迅速蔓延、不斷升級，而年底結束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給插隊知青網開一面的同時，卻幾乎關閉了農場知青返城的大門，也就是會議檔案明確規定的：農場知青一般不辦理病退和困退，如家庭和本人確有特殊困難，可透過組織商調。在領導者眼裡，農場知青本來就是國營企業職工，基於穩定農墾職工隊伍的考慮，這樣規定至少是可以講通的。農場知青則普遍認為，自己背井離鄉幾千裡到邊疆屯墾戍邊，嚐遍種種艱辛，完全是上山下鄉運動造成的。如今運動收場了，在返城問題上卻與插隊知青兩般看待，是沒有道理的。因此，全國知識青年工作會議後農場知青的返城風不僅沒有趨於和緩，反而越刮越猛。

1978年底，黑龍江國營農場知青透過各種渠道調離的已達20多萬人。要求返城的申請表繼續成千上萬地送到領導機關。僅哈爾濱市知青辦，1979年3月份收到的申請表就裝了五麻袋零一箱。這年第一季度，全農場系統又有7�4萬知青返城，另有6萬人已報病退材料待批。這就是說，在農場名冊上暫時能掛上號的知青只剩10萬多人。

著名知青作家梁曉聲的小說《今夜有暴風雪》所描繪的，就是這一個冬季裡北大荒知青返城中最驚心動魄的場景：

知識青年大返城的颶風，短短几周內，遍掃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某些師團的知識青年，已經十走###。四十餘萬知識青年的返城大軍，有如錢塘江潮，勢不可擋。一半師、團、連隊，陷於混亂狀態。

70年代末，國營農場系統中，相當一部分領導職務已由知青擔任越是基層單位，知青擔任領導幹部的比例越大。1976年3月2日《人民日報》載稱，黑龍江省黑河農場分局18個國營農場的167名領導幹部中，有33名是知青，各個分場和生產隊的主要領導幹部中，分別有40％和60％已經由知青擔任。該分局共有知青7萬名，擔任各級領導的有1800多名。其中，山河農場12名領導成員中，有6名是知青，下屬8個分場中，有5個是知青擔任黨委的第一把手，各生產隊的主要領導幹部大部分都是由知青擔任。，許多關鍵性崗位由知青負責。大批知青返城，給農場的正常生產秩序和生活秩序帶來很大影響。1978年末，軍川農場場一級團委書記已走了33％，黨員走了30％，團員走了28％。1979年初，全農場系統連職以上幹部就走了5000人，技術骨幹走了8000人。一些單位出現機器無人開，生病無人看，學生無人教，賬目無人算的癱瘓局面。建三江管理局知青佔全域性職工的80％以上，到3月，知青已返城77％。勞動力奇缺，春種無法進行。該局化肥廠一些知青圍攻領導，組織靜坐，鬧返城，領導不同意，他們威脅要把尿素裝置炸掉，領導無奈，只得宣佈停產，放知青回城。浩良河化肥廠，1978年底一次返城560人，使很多崗位無人操作，被迫停產。香坊農場的一個奶牛場，因知青大批返城，牛奶沒人擠，產奶量大幅度下降。類似情況，不勝列舉。

黑龍江農場知青大返城（2）

返城風波所至，給那些剩下來的知青形成越來越大的精神壓力。一個連隊，原有四五十個知青，後來僅剩下幾個。同伴都返城了，集體宿舍裡本地青年代替了城市知青，各種娛樂活動自然而然地停止。何況有些平常吊兒郎當、動輒泡病假的青年早早病退回城，而十年如一日，像牛那樣幹活的忠誠老實的青年卻留了下來。回家探親，看到左鄰右舍的青年回了城，面對家人的責難，更令人愁腸寸斷，無言以對。他們只有在失望和愁苦中煎熬。

他們不明白：既然國家放寬了對知青返城的限制，既然“病退”的有關規定已形同一紙空文，為什麼不能一視同仁地放他們回城，卻要繼續留下來吞嚥辛酸的苦果呢？一位北京知青在給上級的信中這樣寫著：

我們懇切呼籲：救救知識青年！殘留在東北農場的知青，實際上是最老實、最忠誠、最正直、最可憐的年青人。幹部子女有後門可走，特殊職業的子女有偏門可溜，我們普通的工農子女能有什麼路！！！紮根！不就是一小部分老百姓子女紮根嗎？……

打算分期分批解放知青嗎？那就應當把意圖告訴人民，讓他們放下心來，不要再去走邪門歪道，戕害自己的身體，浪費國家的藥材！如果說像這樣的知青政策是正確的，有門路的返城，沒門路的紮根，有人高興，有大痛苦，那簡直是對社會主義的嘲弄！難道國家對我們這一批殘留者甩手不管了嗎？難道還要逼著我們倒盡錢串、吞吃毒藥、磕頭求饒地去搞病退嗎？難道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