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畫上,這幅面接在一架雕花紅木書櫥左右兩部分之間的牆上,俯臨著一張軟墊長椅。它是用油畫原料和色膠畫成的,可能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畫面上除了一隻藍色盤子裡盛著兩尾赭色的魚外,其餘大都是些模糊不清的靜物。
“這是保爾·克萊(注:保爾·克萊(1879—1940),法國抽象派畫家)的作品。”雷伯說,“我們也有這樣的—幅,幾乎完全相同。”
“‘我們’?”
“我指的是家父和我。我們在維也納住過。”
他露出笑容,倏忽之間,他的整個面貌變了祥。在這以前,他的臉倒不是毫無表情,而是象一個人在凝神沉思,況且他那雙明亮的淺灰色眼睛和一對又大又深的瞳仁越發加深這樣的印象,但是經過他一笑,一切都改變了。
“您的寓所真是富麗堂皇。”他說,“家父看見了一定會說:首飾匣確實配得上它裡面的珠寶。他喜歡用這種讚美的言氣或許是為了表明他畢竟具有維也納人的氣質吧。”
他很少帶有外國人的口音,完全充得過一個從東方來的法國人。蘇珊·塞梯尼亞茲有一種侷促不安的感覺,正象她的孫子和喬泊·塔拉斯先於她所感到的那樣。她以為這位來訪者的年齡在二十一歲上下,其實還不滿十八歲;雷伯·克立姆羅德的衣著十分質樸,實在近乎寒酸但是他的眼神、嗓音乃至整個氣質卻給人一種不同凡響的感覺,這與他的外表是那樣不相稱,同樣給這位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向客人問了一些有關她孫子的事,問他們是怎樣認識的。雷伯回答說,大衛和他是在“奧地利的林茨附近”遇見的,那是在盟軍部隊勝利到達之後不久,當時他——雷伯·克立姆羅德——正處在“困境”中(這是他的原話),是大衛給了他幫助。於是他們就成了朋友。
他矢口不提集中營或自己九死一生的事。蘇珊·塞梯尼亞茲只有一次問起他的家庭情況,還唯恐失於冒昧而有點猶豫,雷伯回答說,他不久前曾有過一個家,他父親在戰爭中被“打死”了。這一點蘇珊·塞梯尼亞茲認為是正常現象。她以為來客的父親也象大多數奧地利人一樣,在第三帝國的軍隊裡打過仗,想必是死在戰場上的。她甚至料想雷伯本人也一定穿著德軍制服參與過戰爭行動,因為她把雷伯的年齡估計錯了。直到後來,聽了大衛向她介紹他與克立姆羅德相遇的真實情況,她才感到分外震驚:一是對事實本身,二是對她自己的錯誤判斷,也許在更大程度上是對後者。為此,她還哭了一場。
他不費勁地轉換話題,開始談到他先後六七次來法國的情形,上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說,他是跟一位來自旺多姆附近地區的家庭女教帥學的法語,在巴黎度過的一個夏季和在多維爾、比亞里茨、裡維埃拉度過的另外幾次假期,使他的法語水乎得到提高。是的,他知道埃克斯昂普羅旺斯這個地方;還提到格拉內博物館,說“那裡收藏了一幅倫勃朗和兩幅克拉納赫的畫(注:倫勃朗·哈爾門茲·凡·林(1609…1669),荷蘭畫家。盧卡斯·克拉納赫(1472—1553)德國畫家)。”他的美術知識使塞梯尼亞茲老太太大為驚訝,她自己知道克萊這個名字還是因為她丈夫買了這位畫家的一幅畫。
她告訴克立姆羅德,大衛已經復員,並且剛剛回到哈佛大學繼續學法律。她把兒媳在波士頓的地址告訴了雷伯,今年這個時候大衛應該在波士頓,除非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別墅度假還沒回學校。
“要不要我把地址和電話號碼抄給您?”
他搖搖頭,笑著說:“不用了,我的記性相當好。”
他起身告辭,儀態安詳、彬彬有禮。這時老太大才想到,也許他在巴黎、在法國是孑然一身,甚至可能壓根兒沒有朋友,也沒有家。由於不好意思貿然給他錢,老太太簡直費盡心機在考慮如何幫助他才好,後來在一陣衝動之下邀請對方第二天來與她共進午餐。她見雷伯猶豫了一下,但最後還是接受了邀請,說他很“樂意”再來。他走到門口,又逗留片刻,用他那雙奇妙的灰色眼睛專注而莊重地望著女主人。老太太驟然產生一種靦腆的奇怪感覺,她只好用一句不太高明的俏皮話把它掩飾過去。
“我保證不企圖勾引您。”
“已經來不及了,”他雙眼迸出愉快的火花,“我又要提到家父,他在這種場合想必會說‘我的堡壘在您面前已經土崩瓦解’。”
他用嘴唇在老太太手背上輕輕擦了—下,然後離去。第二天上午,她收到一封短簡和一朵玫瑰花。信上的字型工整,秀氣中帶有明顯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