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好，只是美中不足。大人提起筆來，將‘成功’二字乙轉，又改‘灑淚’為‘痛定’。頓時，大家都輕輕地叫好。”

“秀才肩半壁東南，方期一戰功成，挽回劫運；當世號滿門忠義，豈料三河痛定，又隕臺星。”薛福成慢慢重複一遍，說，“果真改得好極了！”

曾國藩平靜地聽著，無任何表示。

薛福成接著說：“請大人談談文章的佈局。”

曾國藩喝了兩口茶，上下梳過幾次鬍鬚後，慢慢地說：“謀篇佈局是作文一段最大功夫。《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譬如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週身皆眉，四處皆目。文中線索如同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這是一種。古人文筆有云屬波委、官止而神行之象，其佈局則有千巖萬壑、重巒復嶂之觀。此等文章以《莊子》為最，將《莊子》好好讀上二三十遍，自然熟悉了。”

薛福成聽了這話，有一種茅塞頓開而豁然爽朗、聰明大張之感，深深佩服總督大人學問汪洋浩大，自己在他的面前，直有潺潺細流與長江大河之別。

“請問大人。”張裕釗在認真思考之後，恭謹地問，“常見古人詩話中談到詩的氣象。卑職想，古文應該也有氣象，而究以何種氣象為好呢？”

“這個問題提得好，說明廉卿這段時期來對古文的鑽研進入了一個較高的境界，即從字、句、段的思考上升到對全篇的思考。”曾國藩日漸昏花的三角眼裡射出讚賞的目光。

“古人以‘氣象’二字來評詩，較早的可見於南宋初期周紫芝所著《竹坡詩話》。竹坡居士說鄭谷的‘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之句。別人皆以為奇絕，他以為其氣象淺俗。後來《滄浪詩話》裡多次提到‘氣象’，說唐人詩與宋人詩，先不談工拙，真是氣象不同；又說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其實不只是詩，文、書、畫莫不如此。氣象，就是指面貌、神志。老夫以為，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能可貴，如久雨而晴，登高山而望曠野，如登高樓俯視大江，獨坐明窗淨几之下而遠眺。又如英雄俠士褐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此三者，皆光明俊偉之貌。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於天授，不盡關乎學術。自孟子、莊子、韓子而外，唯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最多，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但文辭不如孟、莊、韓三子之跌宕。老夫以為文章要達到這種地步，乃是最高的境界，很不容易做到，但應成為我輩力求達到的目標。”

這一大段宏論，說得四子皆低頭不言，心中自覺慚愧。隔了好久，黎庶昌想起那年吳敏樹要跟曾國藩打官司的事，不知曾國藩心裡對這事究竟怎樣看，有沒有芥蒂，平時沒有機會問，今天可是個好機會。他笑著問：“關於桐城文派的事，吳南屏後來捐錢請大人給他除名了嗎？”

“南屏那人你還不知道！”曾國藩爽快地笑起來，“他是打死都不認輸的。後來的信中，他乾脆將姚鼐比之於呂居仁。這是他的性格，我也不計較。南屏不願在桐城諸君子灶下討飯吃，也稱得上我們湖南人中的豪傑。不過，以姚氏為呂居仁之比，也貶之太甚了。老夫粗解文章，實由姚先生啟之。姚先生為知言君子，只是才力薄弱，不足以發之耳。他的《古文辭類纂》一書，雖闌入劉海峰之文，稍涉私好，而大體上是站得住的。其序跋類淵源於《易·繫辭》，辭賦類仿劉歆《七略》，則為不刊之典。老夫鑑於姚先生所編，不選六經、諸子、史傳之文，雖另編《經史百家雜鈔》，但平心而論，姚先生之《類纂》要比老夫的《雜鈔》流傳得久遠。”

黎庶昌深以此言為持平之論，並對曾國藩的心胸氣度看得更清楚了。他正要請曾國藩再談談對桐城三祖的看法，吳汝綸又發問了：“大人，聽說您要寫一篇文章，提出古文的八字訣和四象說，能讓我們先知一二嗎？”

“你們四人，最數摯甫不安本分，不知又從哪裡刺探了老夫的機密。”就像老父親親暱地指責聰明靈泛的小兒子一樣，其實心裡很高興，他樂於向弟子們透露所探得的古文之驪珠。“老夫思考得尚不成熟，就大致說說吧。八字訣，即以雄、直、怪、麗為古文陽剛美之特徵，以茹、遠、潔、適為古文陰柔美之特徵。我還要仿照司空表聖的辦法，每個字下再給它以八個字的詳述。四象，即太陽為氣勢，氣勢中又分噴薄之勢、跌宕之勢；少陽為趣味，趣味中又有詼詭之趣、閒適之趣；太陰為識度，識度有閎闊之度、含蓄之度；少陰為情韻；情韻有沉雄之韻、悽惻之韻。若精力好，下個月老夫將這篇文章完工，那時再聽聽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