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長城”、“燕王國長城”接連而成，並不是秦王朝從東築到西，從頭築到尾。蒙恬先生僅只從事接連工程而已，依當時三國長城位置計算，蒙恬興建的，不過三四百公里。嬴政統一中國後，各王國高階知識分子——諸如貴族們的食客和王室的皇親國戚，全都失業，而嬴政又特別垂青法家學派，以致失勢的儒家系統把他恨入骨髓，詬罵、誹謗，最後更索性昧盡天良，誣陷栽贓，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屬蒙恬共同興建萬里長城，就是一個例證。

揚雄這個酸腐兼備的可憐秀才，大筆一揮，輕鬆地“西起臨洮，東接遼水”，把2400公里的賬，全部扣到蒙恬頭上，這是一種下流手段。然而，問題還在於，即令真的興築了2400公里長城，也是在為國家抵禦外侮，並不是蓋皇帝一個人玩樂的花園！蒙恬之忠，連司馬光都擊節讚歎，揚雄卻肆意誣衊，他這個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頌德，依照儒家法則，可是一項嚴重的變節。自己奸詐，反而詆譭忠良。當他伏案撰寫《法言》時，不知道臉燒不燒？心跳不跳？何以司馬光硬把他搬上臺盤，讓他丟醜！

司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將，而予以抨擊，說明六國反動的殘餘情緒，是如何的強烈。嬴政不比戰國時代其他國王更壞，何況他建立統一中國大業。統一大業如果是一種罪行，則司馬光一定贊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據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國用兵，向遼帝國用兵，豈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發一字抨擊趙家皇上。

在儒家系統中，秦王朝和嬴政成為罪惡箭靶，一有機會，不經過大腦，隨手就是一箭。

趙高害怕沙丘矯詔的陰謀被揭發，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議製造恐怖，使用最嚴厲的法條和最殘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擴大他們的案情，叫他們在口供中儘量說出他們親友的名字，逮捕那些親友後，再如法炮製，然後一網打盡，這樣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誅殺。嬴胡亥完全同意，於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殺開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審訊，審訊時擴大打擊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陽街頭被處決，10位公主在杜郵（陝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鎮，白起死處）被車裂（五馬分屍），家產全被沒收。

因口供中出現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勝數。王子嬴將閭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宮內院，最後才定罪。三人拔劍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請求賜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獄是恐怖政治中最極致的一種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盡頭，中國傳統權力運作中，冤獄比屠殺更能發揮鎮壓功能。但有計劃地大規模推動，卻由嬴胡亥首開其端。我們不相信嬴胡亥全無人性，只是無限權力使他的人性喪失。這種人不會尊敬蒙恬之忠，只會嘲笑蒙恬之蠢。嬴將閭顯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篤，所以才被囚禁內宮。最後審判已定，嬴將閭申訴他並未犯罪，當然不會發生作用，政治性冤獄最大的特徵是：無罪不能無刑。不過，任何錯誤的決策和任何人為的罪惡，都有個終結，都要付出代價。只是誰也沒有嬴胡亥終結之日和付出代價之日，來得那麼迅雷不及掩耳。

紀元前208年，歷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獄，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趙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對他的寵愛，專權橫行，各地變亂蜂起，宰相李斯頗為焦慮。趙高遂決定摧毀李斯，於是向嬴胡亥打小報告說：“當初沙丘密謀，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過仍是宰相，他的願望很明顯，要陛下割給他土地，封他當王。另外，他的長子李由任三川郡長，故楚王國領土上的那群盜匪，像陳勝之流，都是宰相家鄉鄰縣的子弟，雙方有濃厚的鄉情。所以盜匪公然橫行。經過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擊。”正巧，李斯與右相馮去疾、大將軍馮劫聯名上書，請求暫停阿房宮工程，削減邊防軍的輪調次數，減輕各種苛捐雜稅與苦役。嬴胡亥閱後，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馮去疾與馮劫聞訊自殺，李斯不肯自殺，獨自到監獄報到，嬴胡亥任命趙高進行審判。趙高審判李斯，苦刑拷打達千餘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認罪狀（即現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諱”等“自動招認”），李斯所以自誣，因他自信他對國家的貢獻和他的辯才，終可以恢復清白，獲得昭雪。誣服之後，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遞上去，當然先到趙高之手，趙高把它扔到垃圾堆裡，冷笑說：“囚犯有什麼資格表達意見！”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覺，決定堵塞最後一個漏洞。於是派遣他部下十餘位門客，冒充皇家檢察官（御史）、宮廷禮賓官（謁者）、宮廷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