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個兩部，年輕的時候可以，年齡大了根本不行。你沒有辦法這樣一直拍，一直拍的話你就可以一直印證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對人的看法，你重重的感受。你永遠在觀察，這是一條路，是沒得停的，你懂我意思嗎？這跟你的人生已經合在一起，沒得停。並不是說有什麼理想或是別的什麼，但是到現在你可以來看，我剛剛講中寰，臺灣的中寰現在就有點像以前的“中央電影公司”了，它開始有一個上下游的結構，已經開始慢慢明確，但是中間有沒有接軌的，就是所謂的技術人員，整個電影工業的結構的確立，包括明星的產生，包括種種，這都需要一段時間積累，我有的時候會比較擔心，有這樣的一個機會，但是你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或者你沒有認清楚，你不是一個非常清楚的製片人，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監製，你就不知道重點在哪裡！所有這些是需要時間累積的，你不把那個累積出來，後面就沒了。

白巖松：我相信80年代您最初拍電影的時候，就非常享受一種快感，享受那一種很讓自己開心的感覺，現在拍完一部片子的快感還會像以前那麼強嗎？是不是往往有時候一部片子拍完，煩惱才真正開始？

侯孝賢：倒還好，其實拍完片子我就不管了，我有興趣的是拍片。我沒有好萊塢那種體系，包括演員在內的電影工業也沒那麼齊全，所以我的拍法是很奇特的。我基本一旦有了想法跟劇本，就開始接觸實體。所謂實體就是拍的場景和演員，我要看到拍攝場景和演員，我不可能去搭景，因為我的資金有限。常年觀察的習慣讓我對要拍的地方有興趣，因為它有一種特殊的味道。我會很快感覺到有什麼人在那裡活動，想象這個人的生活軌跡。我碰到這個人以後，找到相應的演員以後，會開始調整先前的想法，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因為這跟原先想象不一樣。我永遠在尋找，整個拍片的過程其實是充滿想象力的，富於變化的，而不是規格式的，確定的樣子。

《最好的時光》後面的故事

白巖松：好奇感一直還在？

侯孝賢：（點頭），這裡面很多很多的變化，像《最好的時光》這部片子，本來是我們公司向臺灣“新聞局”提報申請的一個專案，由我帶著兩個年輕導演製作，因為不帶可能比較難申請，但我帶了兩個年輕的導演都沒透過。我帶他們製作第一部片子，申請到了差不多900萬臺幣，900萬臺幣差不多摺合200多萬人民幣。之後我們就試圖先跟歐洲、法國甚至日本等有關方面聯絡投資，他們一聽三個導演沒興趣，而且這種電影本來就非常難賣，除非製片人有非常強烈的企圖。而且時間緊迫，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兩個最後放棄。我說這樣最好，大家都不要拍，因為沒有把握，到時候會很慘，而且資金問題到時候會給公司一個很大的壓力。結果在去年12月中旬時，我們決定不拍了，但是“新聞局”有一個規定，我申請了這個片子，我得到了這筆輔導金，你不拍就要賠10％，就要賠90萬。我想賠90萬，那我就拍好了，我一個人拍。但是因為這部影片的規格分作三段，而故事內容可以修改再送審，我決定對片子作一些修改。他們同意了，第一段是我自己的故事，這本來就是我自己的。第二段的故事不一樣，我要改。第三段講的是現代，我就全部改。改了三段，好，我從第三段開始拍，我又找舒淇回來拍。但是3年來舒淇一直在思考是否繼續做演員這個行當，因為她拍了《千禧曼波》以後開始意識到做演員其實是一條非常難走，而且非常不容易的路，想了很多，但拍得不多。我告訴她說，你錯了，你應該是一邊拍一邊想。然後我回頭找她，我把第一段故事說給她聽，她有興趣；第二段也有興趣；第三段，找不到現代的感覺。正好我們公司拍另外一部新片子，那個主角本身的背景很有意思，我把它整理出來給舒淇看，我說這樣有沒有興趣，她說這個角色她有興趣。你就要讓她有興趣，覺得有挑戰性，她才會做。第三段開始拍，但因為舒淇跟張震雖然以前合作過，但是默契還不是那麼好，所以需要一點時間磨合。我們拍了很久，拍到第二段剩下12天的時候，其中有段情節要叫他們講“古漢語”，因為閩南語中保留著許多古漢語，這不可能，我於是把它變成默片。拍到最後一段，也就是第一段的時候，我們開始拍60年代。60年代最難拍，為什麼？因為所有東西都會有細節變化，所有的建築、材料、門面都在，但問題是以前的木門現在變成卷門，整個細節都在變，街上很難找景！還剩下6天，第一段我是用6天拍完的，我喜歡這個時候，我喜歡一種壓縮的限制性，我完全就在一個限制的時間跟空間裡面來挑戰自己，我感覺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