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惡鬥與裂變，一人帶一撥人走，重複以前的故事，過幾年又掰一次。所以中國民營企業組織進化總完成不了，就是因為這樣的低水平迴圈。

有一段時間我研究過土匪的組織結構。土匪組織為什麼長不大？它的組織就是在低水平不斷重複。民國時期，河南有一夥土匪，首領叫白朗。白朗軍是共產黨出現之前中國最大的近代農民起義軍，有四萬多人。白朗是鏢行出身，周圍的人都是農民，他們按照農民本能的組織形態開始折騰，大哥還是勇於犧牲、敢於擔當，但組織激勵的方式很簡單。匪首中有一個女的，老公死了。那時穿衣服沒現在講究，上身都是一個大襖裹著光身。攻山頭的時候她就喊：“你們往上衝，誰先上去，姑奶奶晚上跟誰睡。”然後把大襖掀開一亮，大奶子一甩，弟兄們還沒來得及看一眼，大襖就合上了。他們的思想政治工作就這麼簡單。每次官軍圍剿，大家就分裂，分裂之後又拉出一些人繼續幹。

組織結構解決得最完善最成功的是共產黨人，共產黨把中國農民的遊戲規則和共產黨的組織規則整合在一起，有了一套新標準，就是意識形態標準和黨紀黨章，然後就慢慢地強大起來了。國民黨也有一套軍事組織，紀律約束，有國家機器在執行，多少也算是一種進步。

非契約性組織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家族式，一種是江湖式。如果按江湖規則行不通，就向家族內部尋求出路。家族抗分裂的能力要強一些，所以民營企業就出現兩種選擇，按江湖方式存在的壽命非常短，按家族方式維持得長一些。在沒有新的組織進化方式時，實際後者不失為好的選擇。

因為我們有了三個契機，知道了商人規則，找到了合理改造組織、解決分歧的辦法。商人文化、商業倫理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現在的中國創業者成功機率大，不用花太多精力在組織結構上。這實在是一種巨大的進步。

中國民間發育的組織形態，對財富創造是個極大的抑制。當年在海南有個特別火的大業城市信用社，是一些五道口研究生同班同學創辦的。在出現矛盾，而且在私人利益上起衝突之後，結果互相往監獄裡送，互相僱黑社會追殺，令人欷扼腕。

恆通公司的組織架構跟我們一樣，他們第一個拿到資本金，第一個在NET系統上市，規模比我們大很多。當時楊博是大哥，後來同樣出現控制問題，三個合夥人各控制一攤，很多事管不了。每個民營企業都會遇到一次“遵義會議”，如果做的業務失敗，合夥人內部就會對領導的權威產生質疑，就要開會換領導。他們在興隆開了兩天兩夜會，結果把老楊開到二線了，少傑成為一線合夥人。少傑沒簽協議改變身份，後來老楊又殺回來了，少傑被迫拿著不是合夥人級別的遣散費離開了。在傳統的江湖組織中，領導人必須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業務失敗往往就是組織崩潰之時。後來恆通的業務失敗了，又沒有找到新規則，組織沒成長起來，公司就煙消雲散了。

江湖方式進入，商人方式退出

面對前進無路、後退遺憾的情勢，我想了很多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學歷史，找來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給大家看，告訴他們要耐心，在沒有想出辦法之前不能變成“天京之變”，這點得到大家的認同。又找來魯迅的一些文章，比如《韌性的戰鬥》，鼓勵大家要堅持。我還研究土匪史，看英國人貝思飛寫的《民國時期的土匪》，專門研究土匪的組織架構，還看過一本有趣的《水滸的組織結構》，山西師範大學出的，後來再沒見過。

那時我住在保利大廈1401房間，潘石屹住樓下，我們很痛苦地討論著，等待著，就像一家人哪個孩子都不敢先說分家，誰先說誰就大逆不道。

後來有三個契機促成了戲劇性的變化：其一，因為之前的分歧、爭論，1995年功權去美國管理分公司，暫且迴避一下。在那裡他吸收了很多美國體制下商務、財務安排的方法以及產權劃分的理論，這帶來了一個契機。另一個契機跟女人有關：當時張維迎在牛津，介紹了一個女人回到中國，就是張欣。維迎把我們公司1992年寫的文章《披荊斬棘　共赴未來》給張欣看了，張欣要回國，就讓維迎介紹和我認識。她回來以後在保利和我見了面，就算認識了。大概一個多月以後，我們去香港，張欣正在做投資銀行，我們一行三四個人去她家裡聚會，那次潘石屹跟張欣單獨聊過一會兒，等我們回來以後，他們倆就談戀愛了。於是又來了一個海外因素，張欣帶來的價值觀、對問題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認為不行就分嘛。張欣那時總在說我們的不是，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場上把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