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心目中連環殺人案只可能發生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發生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陳超笑道。

“我也讀了一些偵探小說，不過沒有系統研究過這些。我不知道心理學能給破案帶來多大幫助。”

“在西方國家，心理分析法是常見的辦案手段。有精神問題的人多少都會有些病歷什麼的。醫生們可以給嫌犯作出心理評估。警察也可以接受相關培訓。我上大學的時候從來沒學過心理學，只是為了完成論文才讀了幾本心理分析的書。至於偵探小說裡那些玩意兒你大可不必當真。”

“還是給我講講小說裡那些心理學應用吧，就像老廖所說的，這樣沒準兒能縮小調查範圍呢！”於光明顯得很好奇。

“呃，我想想啊。咱們把這些東西結合紅色旗袍案分析一下。”說著，陳超清了清嗓子。

“屬下洗耳恭聽！”

“你看，第二名受害者的情況就符合偵探小說中的某些描述。像本案中這種針對特定目標的殺手通常都有強迫傾向。他應該有著深刻的意淫情結。這是一種精神疾病，但並非妄想症。他不由自主地要消滅所有他認為低劣和卑微的人，三陪小姐也許就屬於他要消滅的人。他這麼做也許是想要摧毀色情業，所選擇的作案物件也都是脆弱而易受攻擊的。要是能抓住兇手，我估計他應該會跟老廖掌握的那些物證相吻合。”

“那就是說，估計老廖已經查出點眉目了。”於光明點了點頭說。

這時服務員端來一盤點心。陳超點了一份檸檬派，而於光明點的是一份燻肉蒸包。這家店，至少在點心這方面還算是中西合璧。

“所以，不管你信不信，那些偵探小說裡的變態殺手常常都是些陽痿者。他們享受的不是生理上的高潮，而是精神上的。所以法醫未必能從受害者身上檢出精液痕跡。”陳超說道。

“沒錯，技術科的同事也排除了兇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因為受害人體內沒有安全套潤滑粉的痕跡。所以說，起碼到現在為止，兇手符合剛才你所說的特徵。兩個受害者都被脫過衣服，但並非被赤身拋屍，似乎也沒被強姦。很可能就是那樣的瘋子。”於光明若有所思地說道，“你以前翻譯過一本書中說，通常這種人小時候受過性虐待。他們的童年是扭曲的，長大之後也很可能患有陽痿。”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一個人的童年經歷對其一生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在多數案例中，這一類變態殺手都曾經歷過某些性虐待，而這些經歷影響了他們的行為舉止。”

“可這對咱們破案有什麼幫助呢？誰願意談及小時候被性虐待的事？承認這種事，比遭受性虐待本身更讓人痛苦。人可都是要面子的。”

“是的，人們都忌諱這種事，因為實在太丟臉了。”陳超說道，他不知西方心理學體系中有沒有丟臉這個概念，“國外這些年漸漸開始流行講述自己童年的悲慘經歷。可在中國這還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上海這個地方，很多家庭祖孫三代擠在同一個屋簷下，目睹父母性行為之類的事情也會在孩子們心中留下陰影。又有誰會把這些東西說出來呢。”

“哎，這讓我想起我以前一位鄰居的事。那個小夥子結婚之後卻不能圓房，因為他家床鋪總是吱呀作響。他父母和他們住在同一個房間裡，中間只有一層竹簾隔著，這邊任何風吹草動父母那邊都能聽得一清二楚。小夥子小時候就聽見過父母親熱時床鋪吱吱呀呀搖晃的聲音，只是沒告訴過別人。不過人家可沒變成殺手，這麼住了兩三年之後，他和妻子有了單獨的房間，問題才解決了。”於光明笑道。

“但如果他去看看心理醫生的話，可能不用等上兩三年呢。”

“呃……起碼我認識那傢伙啊，所以我對他產生心理問題的原因有一點了解。咱們對本案兇手可是一無所知啊。”

“但咱們知道他殺人和拋屍時基本遵循同一個模式。只要他不被捉拿歸案，就還會繼續那麼幹。”

“那我們怎麼利用這一點呢？”於光明問道。

“如果我們不知道他如何挑選作案物件，那麼至少可以假定，他很可能到另一處公共場所再次拋屍，很可能是在星期四晚上。所以那就是我們需要加強巡邏的時間和地點。”陳超說道。

“可像上海這麼大的城市，不可能在所有嫌疑區域都派上人手啊。”

“我們人手不夠，可那些居委會有大把人手啊。不光是那些退休工人，現如今閒人可多了去了。咱們可以採取獎勵手段，每人發十五塊錢，只需蹲守週四一個晚上。讓他們持續巡邏，盤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