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撤退臺灣，令蔣介石只能以一個“失去中國的人”的面目出現在歷史中，儘管他在臺灣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也無法彌補他在大陸慘敗的災難性屈辱，如從希臘悲劇的意義上講，他的悲劇基本上是他個性發展的必然歸宿，困守臺灣方使他開始意識到和願意正視這個問題。

布賴恩·克羅澤的評價一點是不錯的，到臺灣的“總統”與過去在大陸的“總統”間一個明顯的性格變化就是開始了對自己的挫折失敗進行反思，對種種非議的心理承受力也增強了。這位公開場合好像仍很自負而頑固的老人。在晚年的日記中常常批評自己。每天，他還與夫人一起雙膝長跪，向上帝懺悔，以此作為“三省吾身”的最佳方式。涵碧樓，那是他在秀雅清幽的風景區為自己建造的一處反思之所。

思考最多的是戰略問題。

臥榻旁，常年擺放著一本書——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此文有千千萬萬的讀者，他大概屬於讀的遍數最多且最有體會心得的一位，因為毛澤東此文所言正是如何將他打敗的戰略。最令他嘆息不已的是老對頭的這樣一段話：“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闢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此時此刻，已認識到自己在發動內戰之初實行“速戰速決”、“全面進攻”是犯了戰略性的錯誤。

戰略謀劃上略遜一籌，先輸給了毛澤東，焉有不敗之理？

最近，他還耐著性子閱讀了許多西方作家、政治家、記者關於中國問題的述評文章，這些崇拜斯巴達克式傳奇英雄的洋鬼子們雖絕非共產主義者，但都以一種由衷欽佩的感受描繪了毛澤東及其助手戰友們的睿智勇敢，並都以痛心遺憾甚至幸災樂禍的心情提及他的失敗，他們相當一致的看法是：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他僅是一個愛搞權術詭計的戰術家，絕非遠見卓識的戰略家，他們幾乎普遍對他恢復在大陸統治權威的能力表示懷疑，認為他並沒有一個詳盡而可行的政治軍事戰略，甚至嘲諷他“週期性的反攻大陸的威脅聽起來越來越像是宗教儀式的咒語”。

西方人的言辭固然尖刻，但也是從另一個方面提醒了他，如想率領國民黨北伐中原，必須有勝敵一籌的高超戰略。

現在，毛澤東的炮彈在他堅守不棄的領地上爆炸，說“無所畏懼”那是假的，但實實在在，多少年來苦盼久等的又正是這一時刻。歷史可能正賜與他一次千載難逢的恢復大陸盪滌恥辱的機遇，金門，很可能會按照他的戰略設計，變成一個巨大的泥淖，深陷進去的不光是毛澤東，還有美國人。美國人企圖透過“條約”來控制他，這是妄想，透過金門爆發的熱戰，他將把“條約”變成一條牽著美國佬鼻子走的韁繩。若能實現讓毛澤東與艾森豪威爾在臺灣海峽直接見面，請毛澤東品嚐一下第七艦隊強大火力的戰略構思，誰還敢譏諷他僅是一個焦躁盲動急功短視的戰術家？他必將作為完成二次北伐的偉大戰略家而名垂青史。

好！好！好！

毛澤東的炮彈轟轟烈烈地爆響。他在心底竊竊地笑了。

2

1954年12月2日，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和臺灣“外交部長”葉公超在華盛頓簽訂了美臺共同防禦條約。

“條約”，對於蔣介石最後的棲身之所不再陷落獲得繼續生存的保證至關重要；他得到了夢寐以求的那一部分。

但他強烈不滿。只是在與美國長達年餘的討價還價之後，不得不違心地屈就美國。分歧有二：

其一，美國堅持此條約僅適用於“防禦”，堅決不同意出現諸如“反攻大陸”一類字眼，同時，必須寫上締約國就條約實施應“隨時會商”。意思是說，蔣介石先生若想實施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事先須向美國請示徵得美國的同意。或，沒有美國的批准，他是不能自由實施反攻大陸的軍事計劃的。

如此“條約”對蔣，“總統”而言僅僅是一道避免臺灣傾覆的“護身符”，而非追求反攻勝利的“討逆檄”，等於在他頭頂支起一頂保護傘的同時，又把他的手腳套上了繩索。葉公超坦白說：（條約）起到了嚇阻中共不敢輕舉犯臺的作用，但也限制了我們反攻大陸。我們得到了安全，卻失去了自由，雖然現階段安全是比自由更重要更寶貴的東西。

這其實不過是杜魯門時代“臺灣中立化”的翻版。

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杜魯門宣佈“美國一方面使用海軍力量遏阻中共在臺灣海峽用武，但另一方面也要求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停止針對中國大陸的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