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相容幷包，以集中整個民族全體國民之中的革命分子。其行動的試煉，乃至五十年以上的無數之艱難困厄，由事實演變證明，而始能內受國民之擁護，外為列強所認識，以達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大肆自我粉飾，自我吹噓。

在這本書裡，蔣介石又一次提出了所謂五項“建設”。“心理建設”最重要是“發揚民族固有的精神”，“倫理建設”“以培養救國的道德建設為基礎”，“恢復我國固有的倫理而使之擴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為發揚我國民重禮尚義、明廉知恥的德性。”即以忠孝為根本的封建四維八德。

“社會建設”把封建時代的鄉社說成是“建國的根本”，目的是要強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設”就是他念念不忘的“訓政”，竟公然說道：“要知道我們中國的民主制度，決不以歐美十九世紀個人主義與階級觀念的民主制度為模型。”“經濟建設”則是空談“工業化”和“保障”每個國民的生活生存。

蔣介石在書中還大肆攻擊共產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說“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隻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是隻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益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的”。“至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的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箇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這樣的學說和政派，“以帝國主義者的立場為立場，以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為利益，幾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學何為和所為何事。”

在攻擊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同時，蔣介石極力兜售經其閹割、篡改的假三民主義，說“惟有三民主義”才是抗戰的最高指導原則，唯有中國國民黨是抗戰的最高指導組織，“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即任何黨派，任何力量，離開了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決不能有助於抗戰，有利於民族的復興事業。”＇秦孝儀：《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4，臺北1984年版，第45～46頁、第66頁。＇

為此，他呼籲：“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乃是實行革命建國的總指揮部。成年的國民務須加入國民黨，青年的國民，只有加入青年團，才可以顧全民族全體的幸福，保障國家整個的利益，策劃國家民主永久的安危。”無恥地吹捧“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與國家民族凝為一體的組織”，“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裡面的新血輪”。＇秦孝儀：《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4，臺北1984年版，第124頁。＇

在這本書的後部分，蔣介石提出了一箇中國命運“決定的關頭”問題。他說：“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國的帝國主義之手。而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是操在我們全國國民自己的掌上……這是我們中國命運的分水嶺，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於這二年中。”＇秦孝儀：《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4，臺北1984年版，第121頁。＇

公然誣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割據地方”，“破壞抗戰”，“妨礙統一”，除了國民黨之外，“在這個軍政和訓政時期之中，無論用何種名義，或何種策略，甚至於組織武力，割據地方，這種行為，不是軍閥，至少亦不能不說是封建。”是變相的軍閥的新式的封建。“大家如果不肯徹底改變封建軍閥的作風，和沒有根本放棄武力割據的決心，那就是無論怎樣寬大，決不會發生什麼效果，亦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方法了”。這在實質上是蘊含了他反共反人民的行動計劃，為發動新的反共磨擦埋下了伏筆。

《中國之命運》集中反映了蔣介石集團在中國命運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是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書。

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新的形勢下，鑑於“各個國度底內部和國際形勢已經變得更其複雜，那末，要由某個國際中心來解決每一個別國度工人運動底各種問題，是會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的。”並估計到各同共產黨及其領導幹部的成長與政治上的成熟，提議解散國際工人運動的指導中心——共產國際，“解除共產國際各支部因共產國際章程及歷屆代表大會決議所負的義務。”＇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446頁。＇

5月2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出《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