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本人文學作品的研究，鄭學稼是透過一個人去折射當時的社會思潮與文學思潮，因而到了1943年元月，鄭學稼又由勝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文學著作《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此書按歷史的順序敘述文學革命後左翼文壇的發展概況。書名所說的“文學革命”，始於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書中的史料不大可靠，如說魯迅的父親“在考場中舞弊，被關在杭州監獄裡”，其實是其祖父而非父親。書中還說他親耳聽蘇門答臘北部棉蘭的一位華僑告之：殺害郁達夫的兇手不是日本皇軍，而是出賣他的另一文學家王任叔（巴人）。這顯然經不起查證。日本鈴木正夫曾訪問過許多日本駐蘇門答臘舊憲兵，結論是：“殺害事件是由幾位來自武吉丁宜憲兵隊的憲兵們所策劃。有一個憲兵私下秘密決定，瞞過上司，叫幾個部下把郁達夫處決……至於殺害郁達夫的動機，正如中國人士所說，是要消滅有資格在審訊戰犯時的證人。”（王潤華編：《郁達夫卷》，臺灣遠景出版公司，1984）。另有日本的小田嶽夫所著《郁達夫傳》，也可作旁證。

鄭學稼和葉青、胡秋原雖然被左翼人士視為一類人，其實這三人的地位及思想、治學方法並不完全相同。以鄭學稼而論，他沒有葉青、胡秋原那樣顯赫的政治地位，不在政壇而在學校教書。他赴臺後，以揭發臺灣大學農場的舞弊案得罪*要人陳誠，只好離開臺灣到印尼避禍。後來回臺灣一直過著深居簡出的半隱居生活，並以分析*形勢得到蔣氏父子的賞識。但研究政治的人本不可能脫離社會和當前政治思想鬥爭，因而鄭學稼在做學問的同時，還不由自主地捲入了60年代初發生的中西文化大論戰。事情是由李敖在1962年元旦出版的《文星》雜誌第51期上發表的《播種者胡適》引發的。這場有關評價胡適的論戰，葉青和鄭學稼均成了李敖的主要對手。當時在臺大唸書的李敖，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勁頭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52期上，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正式向胡秋原的“超越論”（即“超越傳統、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進”）開炮攻擊，鄭學稼和葉青連忙抱成一團為胡秋原助戰。鄭學稼先後發表了《五四運動與虛無主義》、《論全盤西化和批發西化》、《論巴扎洛夫》等文章，指責李敖採取民族虛無主義，數典忘祖，並和胡秋原一起猜測李敖的幕後人物是殷海光，認為殷海光的學術背景十分可疑，由此引起李敖更強烈的反擊。陳鵬仁在1963年1月25日出版的《政治評論》上發表《為胡秋原、鄭學稼先生說兩句話》，就《文星》雜誌對鄭學稼的攻擊作出辯解。《文星》在眾多臺灣雜誌中是以“不按牌理出牌”聞名的，它為50年代封閉的臺灣社會開啟了一面窗戶，讓歐風美雨吹進來。鄭學稼看不慣該刊的自由主義色彩，尤其不能容忍李敖對他政治上的揭老底，故他站在衛道士的立場上反對李敖以西化和新知識來震撼中國傳統思想、生活和文學藝術，這在客觀上為臺灣當局保守的政治策略和社會上瀰漫的復古氣氛護航，同時阻礙了文學文藝走向現代化。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鄭學稼（3）

鄭學稼的一生以“捨本逐末”而尋找到另一條治學之路。他的本行《養雞學》還有《養豬學》已成了狗不理的學問，早已失傳，可他研究日本史、蘇聯史、第三國際史及為文化名人作傳自成一家。雖然現在還沒有人給他寫評傳，但他對自己的成長史也有交代。1965年8月，他由徵信新聞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學徒生活》，詳細記述了他在1925年至1965年從讀大學到工作的經歷，後面還列出他從1931年至1982年的著作年表。他還有一本《我的學徒生活續集》，涵蓋他從1965年至1985年間的生活歷程。這是研究鄭學稼乃至中國文化思想鬥爭史的重要資料。此外，他還十分關注大陸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理論與政策的重大轉變。

自從與陳獨秀交往起，鄭學稼對蘇聯問題的興趣就一直有增無減。除了在軍情單位教聯*史及社會主義運動史外，還研究蘇*內鬥爭，探討蘇聯文藝界的派系之爭。1963年8月，鄭學稼出版了《十年來蘇俄文藝論爭》（新亞社代售）。此書論述斯大林去世後1953年至1962年蘇聯文藝界的派別消長情況，即斯大林遺留下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思潮與批判僵化思想、要求創作自由的“修正主義派”展開鬥爭的來龍去脈。作者認為，赫魯曉夫雖然支援過修正主義思潮，但他反教條主義不徹底，在本質上仍未擺脫斯大林文藝政策執行者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斯大林的做法簡單粗暴，而赫魯曉夫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