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her，Bach》，另一本是格利高裡·貝特森寫的《走向精神的個體生態學》。索羅斯不僅僅把自己看作一個投資家，而且自認為是一個哲學家。或者這樣說更準確，一個偶然成了投資家的失敗的哲學家。1992年秋。在牛津大學，當他被接納為司法院的捐助委員會董事時，他要求被列為“一個金融和哲學領域的探索者”。“我確實很喜歡被看作實踐性的哲學家，”索羅斯曾經說過，“不過。我十分高興被認為是一個沒有成功的哲學家。”

到叨年代，不管怎樣，他已經是一個億萬富翁——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些什麼，他通常被人認為是“匈牙利企業家”、“經營管理專家”、“億萬富翁投機家”，甚至有一次被當作“全球金融業的壞男孩”（《華爾街日報》，1994年6月1日）。他力圖不讓人貼上邊個標鑑。紐約的索羅斯基金會向新聞界推出的一篇文章稱他為“國際慈善家”。他自己卻認為：“如果我不能稱為一個哲學家，那麼，至少不要把我當作一個金融家。

他做得更多的是謀求別人的尊重——透過自己的精神，透過自己的理論觀點，透過自己對慈善事業的努力而達到的對社會的貢獻。如果他把自己稱為一個哲學家，而沒有做其他什麼事情。人們可能不會多說什麼。他不止一次他說過，在華爾街地區的成功，使自己成了被議論的物件，對他的嚴厲指責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索羅斯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具有歐洲傳統的知識分子。華爾街管區是一個非常適合賺錢的地方。但是，除了索羅斯辦公室附近小範圍的人以外，這裡的居民對他毫無興趣。“我不願意花很多時間和股票市場的人們在一起，”他向新聞記者唐·多福門吐露，“我覺得他們討厭。”他說，和知識分子在一起比和商人在一起感覺要舒服得多。

如果停止投資活動，專職進行哲學研究，或許他會非常高興，但這根本不可能。在華爾街地區，他曾為此失去太多。如果賺錢不會自行結束，這倒可以給坐在象牙塔中的哲學家們提供實踐的機會。

固然，賺錢對索羅斯來說是容易的，但是，起初他不能接受自己竟選擇了這樣一個職業，而不是學術性或理智性的工作。不過，他逐漸地習慣了。“很多年我都拒絕把它作為我的職業。它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現在，我很樂意去接受——事實上，這就是我一輩子的事業。”80年代初，有人間他作為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經營家感覺如何，他承認“感覺非常良好”。

在華爾街地區，不管他怎樣地因為經營良好而感到滿意，索羅斯在任何一種意義上都不快樂。陷入到一天接一天的投資決策，這使他極度苦悶。“我完全投入這一工作，但這確實是非常痛苦的經歷。一方面，無論什麼時候我在市場中如果作出了錯誤決策，我得忍受非常巨大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我確實不願意為了成功而把賺錢作為必需的手段。為了找出支配我進行金融決策的規則，我否認我已經成功。”

投資問題之所以讓人如此痛苦，索羅斯有一次作過解釋，這就是因為它帶來損失。而且，正如他所指出的，想賺錢而又不想承擔虧損的風險這是不可能的。80年代初他經歷的“個性轉型期”，就是他認為賺這麼多錢並不是生活的全部這一觀念導致的結果。

正如思想家們所經常擔心的一樣，索羅斯擔心財富的積累可能會對他產生壞的影響，使人頹廢墮落，而且，人們關注他是否僅僅因為他擁有如此多的錢財。“我不得不接受我的成功所帶來的力量和影響……我最大的危險在於：因為我擁有鉅額資產，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成了有權力和影響的人。”個性轉型期差不多是一個解救辦法。

第二節　享受人生

他享受著美好的生活。他有四處上好的寓所：一處在曼哈頓，一處在長島的南安普頓，一處在紐約的伯德福德，還有一處在倫敦。然而，和其他大富豪相比，他是很節儉的，既不抽菸，也不喝酒，似乎對大吃大喝也不感興趣。

埃德加·埃斯特是他在倫敦的合作伙伴，他經常在辦公室之外看到索羅斯。索羅斯的情趣愛好並不是故作高雅，他說他喜歡戲劇、音樂，但不喜歡收藏。他有幾件匈牙利藝術品。

他喜愛服裝，每次出門穿著都十分得體。

“我過去喜歡收藏，但確實沒有很大的實用價值，”1993年他對一位記者說，“我喜歡舒適，不過，實實在在地，我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每次去國外參觀慈善機構，特別是在80年代和叨年代初，索羅斯都避開司機或保鏢。

參觀大學校園時，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