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末又超過了6　000億美元。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60年不過1　186美元（當時美國為2　491美元），到1979年已猛增至10　837美元，超過了美國的9　595美元的人均數。年復一年，德國的出口盈餘日漸積聚，隨之而來的是德國馬克的比價經常向上調整，實際上已成了一種儲備貨幣。面對來自效率更高的日本的競爭，儘管西德自然會有所擔心，但它已無可置疑地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中第二個最成功的國家。由於這個國家有40％的領土和超過35％的人口被分裂開了，西德的這一成就更顯得突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很快表明，在所有東歐國家（包括蘇聯）中，儘管自己有數百萬優秀勞動力流入西德，但按人口計算，它的勞動生產率最高，工業化程度也最高。假設有可能恢復到1937年的疆界，那麼一個統一的德國將會再次把歐洲所有的經濟對手遠遠地甩在後面，比起較自己龐大得多的蘇聯，也不會遜色多少。

正是由於德國的戰敗和分裂，也由於它的國際地位（還有柏林的地位）繼續受到共管德國的“四強”的控制，它的經濟實力才未能轉化成政治力量。由於深感對東部的德國人負有天然的責任，所以聯邦德國對北約…華約關係的冷暖格外敏感。聯邦德國是西歐國家中同東歐和蘇聯貿易量最大的國家，然而一旦戰爭爆發，它又明顯地處於最前線。蘇聯和（稍次於它的）法國對“德國軍國主義”的任何些微復活的警覺，決定了聯邦德國永遠也不能成為核國家。它對像波蘭人和捷克人這樣的鄰國有一種負疚之感，對蘇聯則感到易受攻擊，對美國則是嚴重地依賴，它滿懷感激之情歡迎戴高樂倡導的法德特殊關係，但卻很少感到自己能運用經濟力量來控制法國執拗自信的政策。由於在理智上同自己的過去進行深刻對抗，西德對於自己在國際事務中被視為一個很好的團體行動成員而不是一個決定性領袖，感到十分高興。

這同法國在戰後世界，更準確地說是在1958年戴高樂任總統以後的世界中所發揮的作用形成鮮明對比。如上所述，以莫內為首的計劃者們在1945年以後所希望取得的經濟成就，一直受到它所進行的殖民戰爭、國內政黨政治的動盪以及法郎疲軟的衝擊。然而，正是在印度###戰爭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期間，法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幾十年來，法國的人口第一次有了增長，從而刺激了國內的需求。法國雖然富足、多樣化，但卻屬於半發達國家，自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它的經濟一直停滯不前。只是由於和平的降臨、美國援助的輸入、公用事業國有化和廣闊市場的推動，才使得它的增長成為可能。進一步講，法國（像義大利一樣）的工業化水平按人口計算相對低下，因為它的經濟以城鎮小工業和農業為主，而這意味著它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相當引人注目：從1953年的指數95增長到1963年的167和1973年的259（同聯合王國1900年的指數為100相對比）。在20世紀50年代，它的年增長率平均達到，60年代由於有共同市場的推動又上升到。歐洲共同市場的特殊措施不僅保護了法國農業免受世界市場價格波動的衝擊，而且也為它的發展提供了龐大的歐洲市場。西方世界的普遍繁榮也促進了法國傳統的高附加值商品（服裝、鞋子、葡萄酒和珠寶）的出口，現在飛機和汽車也成了它的主要出口貨物。在1949年和1969年之間，法國的汽車生產增加到10倍，鋁增加到6倍，拖拉機和水泥增加到4倍，鋼鐵增加到倍。即使工業化水平不高，相對說來法國也一直是富裕的；到70年代，它就更加富裕了，而且看起來更加現代化了。

不過，法國的增長決不像它的萊茵河鄰國那樣廣泛地依靠工業，蓬皮杜總統要很快超過西德的理想也毫無實現的跡象。除了電氣、汽車和航天工業這幾個明顯的例外，法國的大多數工廠規模小、投資少，而它們的產品價格卻比德國高。儘管它推行了農業“合理化”改革，大量的小農經濟仍然存在，而且實際上還受到了共同市場補貼政策的庇護。然而，對法國農業的壓力，加上工業現代化（包括關閉舊的鋼鐵廠等）所帶來的社會緊張，引發了工人階級的不滿，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爆發的“五月風暴”。由於本國燃料供應的短缺，法國嚴重依賴進口石油，並且（儘管它有雄心勃勃的核能計劃）其國際收支受到世界石油價格波動的嚴重影響。它同西德的貿易赤字直線上升，而且又需要經常使法郎對馬克貶值；但這同美元法郎比價的經常上下波動比較起來，也許是保持法國經濟地位的較可靠的辦法。甚至在經濟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