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演說、外交上的恫嚇——都是用一種行話記載下來的，這種行話對他不但新奇而且把他弄得莫名其妙。

“如果每天的報紙把我搞糊塗了，”他說，“它們一定也把許多其他的人搞糊塗了。”他決定寫一本小冊子，為每天應用的時事名詞提供簡單的解釋。他在第一頁上寫著：《讀報手冊——或閱讀日報須知的一百個名詞》。他一共寫了不多幾頁，包括：獨裁、民主、失業、僱主、僱員、工資、工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罷工、工人階級、資產階級、蘇維埃，愛國主義、民族主義……

有些朋友現在開始對他側目而視。他們看到他書桌上有激進的小冊子的時候便問起他來：“你是要成為共產主義者嗎？”“我不知道，”他會溫和地說，“我還不清楚共產主義者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現在被人家扣上一頂紅帽子，是很容易的。如果把凡是不同流合汙的人都喊作‘共產主義者’的話，那麼你一定得把我算作紅色分子中最紅的一個。”

第二天，蒙特利爾失業者協會的領導人正在昏暗的辦公室裡開會的時候，門突然開啟了，一個衣著講究的人走了進來。他遞給他們一張名片說：“我是諾爾曼·白求恩大夫。你們送到我這兒來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費醫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個別的醫生這樣幹……”

在他作為一個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聲上面，現在又添上了醫學刊物上沒有記載的榮譽。他的名字在領救濟麵包的窮人隊伍裡傳開了。

他發覺這種環境新奇而令人興奮，在這裡，男人和婦女談起現在和將來都充滿了熱情，他們討論哲學和組織工會，並以一種他所喜歡的溫暖的同志感情接待他。

十七

那條路首先把他引導到蘇聯，那個國家要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努力已經越來越引起他的興趣。1935年夏天，這位自己任命的蒙特利爾窮人的醫生離開了蒙特利爾，去參加一個在列寧格勒舉行的國際生理學大會。

對於白求恩，坦白地說，生理學大會是一次看看“社會化的醫療制度”如何實行的機會。透過蘇聯公共衛生人民委員會，他得到許可去參觀醫院和療養院，並且研究蘇聯防治肺結核的方法。他在這方面進行的調查工作成為他蘇聯之行的高潮，使他興奮到了極點。他發現，在十八年內，有將近一半時間是用在重建國內殘破的經濟上面，蘇聯已將肺結核的發病率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這證實了他自己認為肺結核可以完全撲滅的信念。

他繼續進行著他的調查工作，越來越感覺興奮。他從來沒見過這麼講究的休養所和完備的療養院，在這兒，產業工人享有公費醫療的優先權，這和他本國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各診療所和療養院裡，一切醫療都是免費的，這並不是什麼施捨，而是病人的公民權利。官方規定的疾病預防措施裡包括從幼年起給兒童施行結核菌素試驗，這正是他久已在國內鼓吹的。

十年以前，他在特魯多療養院談論過為出院的肺結核患者採取特殊的復原措施的必要。現在，在蘇聯，他發現了一個大規模的復原制度，他馬上就斷言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面，蘇聯有一系列專為過夜的或不過夜的病人設立的日間和夜間療養院。他雖然沒有時間去參觀蘇聯其他地區的許多療養院，但是所看到的已經足夠使他心悅誠服，興奮異常。在他到達兩個月以後，他啟程回國，帶走了許多書籍、小冊子、醫學論文，以及這樣一種感覺：一個新的試驗正在古老的俄羅斯進行著，它將對全世界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

當時加拿大和蘇聯沒有任何外交關係，同時對於“蘇維埃試驗”的好奇心正在增長。因此，請白求恩就他的旅行作公開講演的邀請像雪片一樣飛來。他能接受多少邀請就接受多少，對學生、醫學團體和各種不同性質的組織發表講演。他的蘇聯之行是他一生中給他鼓舞最大的經歷。

十八

他有一個計劃：設立一所兒童美術學校，不收學費，也不收任何其他費用，學校就設在他家裡，所有孩子都歡迎。學校發展下去，也許最後能用熱心人士的捐款來維持。在那以前，一切開支由白求恩負擔。

蒙特利爾兒童美術學校就是這樣開辦起來的，這種專門致力於把藝術的快樂和創造力帶給貧民區的兒童的工作在加拿大還是創舉。

白求恩請了另一位畫家，瑪麗安·斯科特，來幫助管理這所學校，她是他以前在國外旅行時候認識的，後來成了好朋友。每星期有三個下午，斯科特夫人和布蘭特納招待孩子們，歡迎他們到白求恩的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