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種複雜的、系列的、組織結構嚴密的“產業鏈”。現在我們再接著上面所說那種“假”作文比賽繼續說下去，看看我們還有什麼未解的方程式：有一位記者他在調查此事中看到了這樣一個“大賽通知”，上面這樣寫道：“透過對組織參賽的稿件繼續嚴肅、認真的評選，大賽辦準備為獲獎者頒發獲獎證書，獲獎證書有國家級協會頒發，層次高，在業績考核、升學謀職時，是一個有力的證明。但是，由於大賽辦各種經費開支較大，請獲獎者將每證的製作、包裝及掛號郵寄費共計18元匯至大賽辦。”除此之外，通知單還對學生的班主任承諾：“於您為大賽作出的貢獻，18元中可提留3元作為獎勵，並向您頒發‘優秀組織獎’證書，免收證書費用……”

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做這門“中國的功課”。

這份“大賽通知”無疑是“大賽辦“寫給學校老師的，而老師呢，再把這訊息告訴班上的學生，於是學生就知道了有這麼一回事。所以，事實上老師是這種所謂大賽的實際組織者。那麼老師為什麼要這麼積極呢？一是他（她）每讓一個學生去參加這種大賽，他就能從中得到三元錢，這就是所謂的利益驅動；還有一個原因是：“如今有的學校對老師的評價體系就是把學生的獲獎數量、獲獎級別當作‘硬性指標’，這無形中也使老師熱衷於讓學生參加各種‘賽事’。”這是北京一所實驗小學的老師對記者說的。

好，現在我們基本上已經清楚了：這就是，“大賽辦”透過學校和老師來作為實施者，讓學生們參加這些所謂的作文大賽。於是學生們就把作文連同錢一塊寄給大賽辦；“大賽辦”收到錢後，就按照比例裝模作樣地評出所謂的“一、二、三等”獎來，而後，又跑到“國家級協會”蓋個章，順道就把這“獲獎證書”給這些參賽者們寄去；於是，收到“獲獎證書”的同學們興高采烈，因為他們又獲了一次獎，又多了一項資本；當然父母也高興，咱孩子又獲獎啦，隨後把獲獎證書高高掛在庭堂中央以便讓鄰居家來串門時一目瞭然；而老師呢，也不錯，先數數這次一共賺了多少錢，同時還完成了學校規定的任務，喜哉喜哉；最後學校呢，看看這次我們學校又有多少學生獲獎啦，這樣校長到教委去彙報工作時也挺有面子的，沒準這樣的獎獲多了以後還能升為重點學校呢……就這樣，一場“騙局”在這樣一種各自所需的心照不宣中瀟灑完成。有趣的是，在這場“騙局”中，學校領導、班主任老師、家長、學生以及騙子們都既是參與者又是同謀犯，更讓人吃驚的是在這場“騙局”中竟沒有輸者！　欺騙者與被欺騙者都高高興興地共同來為這場“騙局”作最後的慶典。

這就是這門“中國功課”的全部答案！

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雙贏”！

這就是中國邏輯的非邏輯解構方式！

保羅·克魯格曼一再希望能給他一些時間來解答“關於中國的功課”，老實說，不是我瞧不起他，沒戲！

同樣，假如有朝一日黑格爾真能活過來讓他來對中國的邏輯作解構，老實說，不是因為他沒有這個能力，而是他根本就連“北”都找不到！

孩子對虛偽的控訴

有一個原本對人生充滿希望和幻想的中學生，隨著她在一個虛偽的環境下茁壯成長，終於有一天，當這位孩子長到13歲零兩個月的時候，她突然發現：這世界變了。變得如此虛偽，變得當她用真誠去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她無奈地選擇了沉默：

記得一位同齡人曾說過這樣的話：“誰也沒諷刺我什麼，但他們在無意中流露出的淡漠卻分明在提醒我：你無足輕重。”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突然感覺到身邊的人不一樣了，不是他們變了，而是我變了。我開始發覺那些班級職位的魅力是那麼小，班委們大多數都是那樣地虛偽——他們在利用老師。　在小學，我是老師的“寵兒”，我是班委，一切課餘活動都有我的份兒；現在想起來，真不知道那時的我是怎樣度過光陰的，只知道那時每天做的事都是為了討好老師。上了中學後，我卻愕然地發現我變了：老師問誰在小學有過職務？誰想當課代表？……我對這一切都不感興趣，或許，這是因為我在小學已經得到了滿足。但是當有一天，在一次大選中，我突然發現自己才有那麼少的票數，發現班裡的同性都不愛接近我，發現班裡沒有一個人稱得上是我的知心好友的時候，我才發現，他們討好的，都是老師的寵兒。寵兒們做錯了事，大家一定會用一切理由變成好事，寵兒們偶爾沒寫完一次作業，大家一定會以一句“下次注意”一笑了之；寵兒們有時沒有考好，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