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是，在五十多歲時我和瓦努娜也接受了獨身狀態。我們過去都有過和諧的Xing愛，不喜歡隨意地發生性關係。我們過著充實的生活，而不願意勉強自己遷就別人。而朱麗葉可不想一個人獨身，她認為自己性慾旺盛，覺得女同性戀很難滿足自己的性需求。朱麗葉解釋說：“性對我來說不像別的女性那樣有太多的包袱，我不反對隨意的性行為。但接受這種觀點的部分女同性戀團體趨於年輕化。”

我們知道，朱麗葉同伊麗莎白分手主要是因為她想要更多的性激｜情。雖然她不反對隨意的性行為，但她更喜歡在一個同居關係、家庭的環境下有“激｜情伴侶”。她想要再次度過早年經歷的同性戀生活，那是她早期婚姻中理想的日子。我們在下一部分考察了她的婚姻為什麼行不通。2003年春天我最後一次採訪她的前一年，由朋友安排介紹了一個女同志，這個朋友知道朱麗葉和那位女性都不會對“嚴肅關係”感興趣，兩個人都想要的是床上床下的樂趣而已。結果她們的確很有樂趣，並開始了一種婚戀關係。

從支援結構到意識改變（1）

雖然單身女性經常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新單身女性所需的必要因素，但有了這些並不意味著一個單身女性會自動地接受、滿意自己的單身狀態。只有我們四個人在四十五六歲快到60歲期間經歷了幻想破滅的過程，我們才真正接受單身生活，並承認它是一件好事。

對於瓦努娜，她的第二任丈夫的去世是一個轉折點。1994年瓦努娜49歲，她的丈夫去世有幾年了，她是我首次採訪時很少幾個沒有去找伴侶的女性之一。她說：

現在同孩子和孫子們在一起，我的生活很充實，他們都住在我附近。我也想找一個，但我認為那只是因為我所受的一夫一妻制的教育的結果，我還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有時間這樣做。或許到了那個時候我的期望已經改變。我並不想找僅僅為了讓他圍繞在我身邊的一個男人。如果他是令人討厭的傢伙，我寧可沒有他。我可不想一開始就要做出許多讓步。我也不想去按他的安排去做事。我需要明智的鼓勵以及其他方面的鼓勵。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在一個人身上會發現所有這些。現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真正擔心的就是我自己。

2003年初我讀起這些話，回想起那時的瓦努娜，一晃已經8年多了。她還是單身，還是堅持同樣的認識。她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支援結構——尤其是她擁有自己的家，讓她滿意的律師工作，朋友補充了牢固的家族網路——這一切為她滿意的單身生活奠定了基礎。

對我來說，成為我人生轉折點的是集體家庭的破裂。我吃驚地發現我喜歡在自己的家中同兒子在一起。作為一個單身母親我已經安於這種令我滿意的生活，周圍有支援我的朋友圈和鬆散的社團，我又同父母、外甥、侄兒等恢復了聯絡，還有我喜歡的教學工作以及建立了一個女性研究的專案。這一切安頓下來之後的3年，我決定去找會成為好丈夫的以前的男友。在我尋找心靈伴侶期間我拒絕了他，我是不是犯了個大錯誤？

我正要去中西部，一方面給我的父母慶祝結婚50週年，另一方面也為了崔姆博格大家族的重新團聚。因為要從他住的城市路過，我事先給他打電話並約好和他見面。那時我的兩個修女姨媽帶著我7歲的兒子去了自然歷史博物館，我和拉里在咖啡館見面。他已經娶了另一個律師為妻，她在一家律師事務所成為他的股東，他們一起撫養她前一個婚姻的孩子。多年來拉里在州立法機構供職，作為民主黨員在共和黨選區重新參選了許多次。他在過著自己在30歲出頭時憧憬的生活，他一定會是個好丈夫，但是我認識到我也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當告訴他我與之不同的生活時，我更加意識到自己真的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我已經創造了適合我的單身生活。我擁有一個家，也是一個家庭主婦，住在大學城裡，卻與我母親的生活完全不同。40歲時單身的我收養了一個孩子。在追求全職事業的同時還撫養一個混血男孩，這並不意味著我在重複母親的生活。就像我的父親，我是一名教授，但我是從事女性研究的教授。放蕩不羈的文化人混合在城市郊區，也在改變著它。第一次，我預見到這可能就是我永久的生活方式。

在快到60歲的時候，吉莉安找到了似乎合適的伴侶，後來卻意識到那不是她想要的，她這才開始接受自己的單身生活。1994年，吉莉安想要一種“美好的、深刻的、一對一的關係”。她責備自己沒有投入足夠的精力找伴侶。“我希望我將找到一個長期的、深愛著的伴侶，”她說。“但是眼下的情況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