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人都喜歡談論他們小時候悲慘的歷史，語氣中還透著得意，他們在爽什麼實在令我不得而知。每次我吃飯的時候，我媽就說她小時候沒有飯吃，吃土；我買衣服的時候，我媽就說她常年只有一件衣服；我每次洗澡的時候，她就說她做完飯之後在大鐵鍋裡洗澡。每到這時候，我總是假裝沒聽到，免得被她那些越來越駭人聽聞的事蹟嚇倒。

我媽說她冬天的時候沒有鞋子穿，冷得把腳放在羊底下，用羊尿來暖，我沒有理她，過了一會兒，我媽說：“才怪，我從來沒有拿羊尿暖過腳。”我笑道：“就是的，這個故事我也聽過，好像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上的。”我沒好意思提醒她，其實她以前給我講的好多故事，都是《歐陽海之歌》之類的悽慘的少年兒童故事的，根本就不是她自己的。

記憶是最不可靠的。對於自己來說，是寧可信其有；對於聽的人來說，是寧可信其無。電視上最喜歡請那些有傳奇經歷的人口述歷史。接受採訪的那些人最不願意懷疑他們的記憶，他們的一生因為僅有的那一點傳奇經歷而經常被採訪，因為不斷地講他們那段傳奇經歷，講得自己深信不疑，而且不斷地加進去景物描寫和心理描寫：“我剛從監獄裡出來的時候，仰頭望天：‘真是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然後又擠出兩顆眼淚——老人的淚腺總是豐富的，總有兩顆淚水在眼眶裡蓄著，隨時準備煽情——渲染得越多，他們就越堅信，他以為這個記憶是他獨有的，是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的，所以在他們自己記憶裡越來越放肆。

不過，他們還是被我原諒了，我還是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撒謊的記憶讓每個人都很高興：觀眾很高興覺得自己融入了天開雲散的催眠境界；主持人很高興得到了一段勁爆的歷史；講述者本人最高興，可以繼續甜蜜地和撒謊的記憶相依為命。

有多少眼淚可以相信

我很羨慕哭得出來的人，我發現他們本質上是很樂觀的人，跟我裝結巴學瘸子扮飛機的樂觀不一樣。而像我一樣悲觀的人，雖然常年鬱悶，但是看上去卻是晴天不落雨，一點兒也沒有要哭的跡象，即使被打了也還是一副痴呆的表情。

我就只好看電視，看一看有沒有讓我哭的情節，證明我是否正常人，或者說是一個正常得多愁善感的婦女。結果我發現自己果真堅強殘忍得像一個男人，經常對著電視喊：“快點兒死快點兒死，再不死我就換臺了。”“開槍開槍，打死他！”“被甩了吧！誰叫你腦袋上插一朵粉紅滌綸花。”後來我就被我自己震驚了，我完全無法被電視劇本的絕症、失戀、自殺所打動。

我只好使出最後一著，我換臺到一個訪談節目，不過我馬上就換臺到一個訪談節目，我看到主持人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勸說嘉賓：“不要忍著，難受就要發洩出來。”於是眾人就期待地看著嘉賓的眼眶，這時候攝影機就把鏡頭推到嘉賓的眼睛上，過了好久，嘉賓沒哭出來，所有人都略感遺憾，攝影機就照一下嘉賓的手，示意我們“他還是很難過的，你看，他都把自己的手糾結在一起了。”然後才無趣地再把攝影機退回來，當他們又說起另一個哀傷慘烈的經歷時，主持人對嘉賓說：“要勇於面對自己不幸的生活。”攝影機再次湊到嘉賓的眼皮底下，他的眼淚終於被逼得飆出來了，這讓我鬆了一口氣，主持人得意地遞上衛生紙，似乎說：“我們早就知道會這樣，我們早就準備好了。”這樣攝影機再照到觀眾席上擦眼淚的人，最後再留一個光明的尾巴，節目圓滿成功。

我雖然在電視機面前笑得十分起勁，但是我想如果我也上這樣的節目的話，我也會哭的，壓力好大呀！所有的燈光氣氛攝影群眾都是奔著一個目的去的，不成功便成仁，於是大家就皆大歡喜地都哭了。這種無人倖存的狀態是很容易令主持人驕傲起來的，還很容易立下偉大的理想：“我要讓每個上節目的嘉賓都哭！”

看完節目之後，我企圖使勁地悲愴起來，便開始懷念中午掉到地上的紅燒肉，開始大聲地哭泣，哭到最後，把自己感動得無趣和疲憊，就睡了一覺，醒來以後，就像電視上演的一樣：“什麼事也沒有啦！”除了哭醜了一點。這時候，我才真正感覺到自己是個正常人，真是功德圓滿。

我本傳統

楊非雪以失聰者的大嗓門叫道：“方舟，有你的信！”她像搓人民幣一樣，搓搓信封說：“這麼硬，一定有照片。”信封剛剛拆開，她就在我的腦後尖叫起來：“是謝霆鋒，謝霆鋒給你寫信了！”我說：“拜託，你看清楚了，這是謝霆鋒的fans寄的。”彩色信紙上，一上一下一大一小印著謝霆鋒的兩張圖片。頭髮披著，墨鏡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