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灘上空無一人。我停下腳步，看湧上海灘的疲憊的波浪。一個老人跟我講話。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麼，後來我醒悟了。他在乞討，偷偷地、羞愧地乞討，因為他害怕警察，他們這裡禁止公開乞討。我給他十法郎，他說，他將為我祈禱。這種事總不會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點五馬克。事實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側行車道上，一輛輛車從我身旁賓士而過。它們並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貴和最漂亮的汽車。汽車的橡膠輪胎在瀝青上輕聲沙沙。我往前走，尋思像拉克洛斯給我的名單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樣富得流油，會有什麼意思。但我怎麼想也想象不出來。又有一個人跟我講話。他一身白西服、藍襯衫，繫條白領帶，孔武有力。他問我有沒有火讓他點支菸。

我摁著打火機，在亮光下我看見了那張臉。只是有點太和氣了，英俊得過了頭。火熄滅。年輕人道了一聲謝又走了。從這一刻起，我感覺有人在跟蹤我。我猛轉身幾次，都不見有人。但幹我這一行對這種事還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蹤我，也許在十字架路的另一側，但有人在跟蹤我。我終於到達了“莊嚴”酒店，橫穿過行駛道和中間線。在酒店大院裡，在花圃周圍，大轎車首尾相接。先生們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們身穿如夢的晚禮服，珠環玉佩，鑽出車來。

“這裡有什麼事？”我問一位僱員。

“一場盛宴，先生。”

當時這個詞對我還很新鮮，如今我已對它習以為常了。在戛納不停地有盛宴和雞尾酒會，特別是節日——大多是在兩家新開張的大賭場之一舉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裡。我簡直無法穿過大廳，那裡擠滿了人。來自阿爾及利亞的計程車司機和傷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說得都對：戛納有特別美麗的女子和特別富有的男子，他們以一種我還從沒見過的方法讓他們的妻子和情婦掛滿首飾。大餐廳裡傳來一支小樂隊緩慢的音樂，酒吧裡傳來另一支。我坐電梯去五樓我的房間。當我推開門時，我聽到電話在響。我在客廳裡拿起電話聽筒，客廳的牆上貼著金色的緞子。我坐到一張白色和金色的簡樸而又別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廳裡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簡樸而又別具一格的椅子。臥房全是紅色和白色的色調，衛生間裡鋪的是黑色瓷磚。

“我是盧卡斯。”我說，把聽筒湊在耳朵上，一邊扯下我的領帶，脫掉一隻鞋。

“你聽著，你這混球，”一個男人的聲音用不帶口音的德語說，“你最好什麼也別插手，明白沒有？滾開。如果你明天中午還在這裡，我們就要幹掉你。我們不會再事先警告了。”

“誰……”我剛開口，線路就斷了。

那個講話的人一定是在他的聽筒上蒙了一塊布。那聲音聽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沒有口音。這麼說還是有人在跟蹤我了，當我脫掉第二隻鞋時我想。要不然電話不會等我一進房就打進來了。這種事對我沒什麼新鮮的，早就不會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約熱內盧發生過，在安哥拉、在貝佛利山發生過，另外在香港也發生過。不管怎麼說，我覺得這動搖了我的上司的理論，他說銀行家赫伯特·赫爾曼是自殺身亡。

我走進浴室，往浴缸裡放水，脫得一絲不掛。雖然有空調我還是熱，我在淌汗。我以防萬一嚼了兩粒藥丸，然後拿起聽筒，向總機報了我連同地址記了下來的那位昂熱拉·黛爾菲婭的號碼。那邊只響了三聲，她就拿起來了。

“喂？”那聲音聽上去很平靜。

“是黛爾菲婭夫人嗎？”

“對，您是誰？”

“我叫羅伯特·盧卡斯。我來自德國。請您原諒，我這麼晚還打電話。我希望我沒有打擾您。”

“我正在收看電視新聞。”

“那我呆會兒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經結束了。有什麼事？”

我告訴她我的職業，問她，我能不能同她簡短地談談。

“當然，盧卡斯先生，如果這能減輕您的工作的話。”

出現了一陣冷場。

“夫人……”

“嗯。”

“我是說……”

“我聽到了。我也講德語。但不……不喜歡講。請您別生氣。我有充分的理由這麼做。”

（）

“我理解。”

“您講一口出色的法語，盧卡斯先生。咱們相互用法語交談，行嗎？”

“行。什麼時候？”

“您等等……明天十點有人來，我為他畫像……”在我講話時我聽到一個輕微的男人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