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芬參加了我黨領導以地方統戰關係建立的湖北湯池農村合作社訓練班學習。就在這個訓練班上，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8年7月，胡其芬隨家到了重慶，在新市區委領導下從事地下抗日宣傳工作。這年11月，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胡其芬進了中央大學經濟系，就讀於柏溪分校。作為革命的一顆種子，胡其芬受地下黨沙磁區委的委派，在中央財經大學柏溪分校的地下黨支部中任黨小組組長。當時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透過學校的學習救亡聯合會，組織“柏溪劇社”、“歌詠隊”、“宣傳隊”等形式，在校內和附近的農村演出活報劇、教唱救亡歌曲。在這些活動中，胡其芬十分活躍，唱歌、演劇、講演、寫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學們欽佩她的才能，推選她為中大女同學會會長。然而國民黨反動特務們對胡其芬領導的女同學會早已視為眼中釘，不斷借事端對她進行誹謗謾罵和人身攻擊，甚至採取卑鄙下流故意找茬。胡其芬毫無畏懼，機警沉著地積極開展工作，後黨組織獲悉國民黨當局準備秘密抓捕共產黨員時，立即決定胡其芬撤離中大。

1939年9月，胡永萱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轉學到北碚復旦大學新聞系。由於胡其芬時常活躍在同學們中間，復旦大學的很多女同學都認識和喜歡她。畢竟胡其芬年輕，她的革命熱情似火，卻缺乏鬥爭經驗，反動當局很快又開始注意這位“胡永萱”的女學生。這年冬天至1940年春，蔣介石再次拋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離復旦大學，被調到《新華日報》研究室擔任英文翻譯工作。從此，她不再用“胡永萱”這個已被敵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現在新的戰鬥崗位上。

“皖南事變”後，為預防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的突然襲擊，中共南方決定將《新華日報》的200多工作人員精簡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屬於被疏散隱蔽人員之一，後來組織又決定送她到延安。這對胡其芬來說是做夢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後，她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秘書。

這是一段難忘的革命火熱生活。活潑可愛的胡其芬到延安如水得水，天天像其他女同志一樣，整天穿著一套灰色軍裝，到處唱啊唱啊，彷彿心中有說不盡的歡樂。到了冬天，她還在自己的頭上戴上一頂自己親手用紅毛線編制的帽子，顯得比周圍的女同志別緻。能幹好學和心底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鬥爭經驗了。她的這些“小資情調”成了整黨運動中的大問題。加上有人“揭發”她曾經參與的“南京學聯”是“紅旗特務”組織等駭人的大帽子，使這位未曾經歷過嚴酷鬥爭鍛鍊的年輕共產黨員，度過了無數個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長達一年多的審查中她受盡了委屈，不過這時的胡其芬則變得成熟和冷靜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過去更加堅定和有韌性了。

1945年6月，黨組織給胡其芬作出審查結論，否定了那些不實之詞。

就在這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來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胡其芬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人員，隨團來到重慶，在鄧穎超同志直接領導下從事相關的婦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別4年的山城重慶，胡其芬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飾和打扮也不一樣了，燙了發，常穿著綢緞旗袍，一副上流社會的時髦婦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來，令她家人驚詫和不安，埋怨：“你怎麼又回到這個老虎窩裡來？特務整天都在抓共產黨，你回來不是送死嗎？”

“怕什麼，我額頭上沒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靜地，再三叮嚀家人：“我改名啟芬了，記住，以後叫我胡啟芬。”

黨組織根據重慶地下鬥爭的需要，又因胡其芬高學歷、英語又好的條件，決定讓她以一個基督教徒的身份參加基督教女青年會，以求透過這個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機構，廣泛聯絡各界婦女群眾。在這個女青年會下有個婦女聯誼會，地下黨員李玉細任理事長，這樣胡其芬就和李玉細以合法身份開展公開的和隱蔽的雙重工作。胡啟芬很快適應了變化的環境。她以一個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現在女青年會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會議，會前領讀聖經，然後討論工作。牧師不在時，她帶領工作人員作祈禱。人們以為她是教會大學出來的虔誠教徒，誰能想到她是無神論者，是共產黨員呢。她代表女青年會出席重慶市政府召開的一些會議，從中獲取有用的情報；她拜訪女青年會的董事們，和一些上層婦女、社會名流們交往，顯得練達，穩重而有高雅；她密切聯絡群眾，深深植根於群體之中。她聯絡的婦女聯合會理事長饒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