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此時特務已到陸軍醫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啟芬在江邊碰到蘇海，驚喜地說：“我以為沒辦法見到你們了，居然見到了，真是謝天謝地！現在市委出了大問題，你們的領導老黎也沒法來見你們了，他要我以組織名義通知你們，立即設法離開重慶。上海，你們不能去了，因為原定你們到上海後和南方局解脫的地點和暗號可能被叛徒出賣了。”這樣，就在當天晚上，蘇海夫婦由胡啟芬安排到濟民醫院後面的張肖瑜大夫家裡住下，為了減少目標，孩子送進醫院嬰兒室哺養。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濟民醫院最後商定了轉移的辦法，併為他們籌集了路費。蘇海回憶此事時說：“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組織的安排，順利地轉移了，但是沒有想到，啟芬救活了我們，而自己卻落進了敵人的魔爪，最後犧牲於“中美合作所”。至今思之，亦悲慟難名。”

4月9日晚上，胡啟芬按約定與老黎（李維嘉）碰頭。因市委書記劉國定出事了，老黎的住處已不安全，胡啟芬便邀老黎來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門，若有所思，呆了一會兒，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紅薔薇遞給老黎，默默無言地分別了。在那白色恐怖嚴重的日子，他們隨時都可能生死最後一別。今朝分別，誰知道還能不能再見面呢？她目送著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裡。隨後，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裡安排了一下，趕到濟民醫院，同一位地下黨同志一起商籌同志們轉移的路費。深夜，胡啟芬又在濟民醫院的樓上秘密收抄新華社廣播的記錄新聞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還有些檔案和《挺進報》儲存在何公館裡需要馬上去處理掉。她哪裡知道就在頭一天的何公館裡發生了搜捕劉國鋕、劉國鋕又機智逃脫，徐遠舉與何衡北大鬧一場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務早已把何公館團團密封的驚險情景。所以，當胡啟芬踏進何公館的那一刻，她便發現氣氛不對，於是立即到房間去處理檔案和銷燬《挺進報》，然後佯裝鎮定自若地走到客廳裡。這時早已等待在那裡的特務們堵住了她。前一天因為劉國鋕逃跑一事而與特務們鬧得一塌糊塗的何太太一見胡其芬，頓時將所受之氣全都遷怒於胡啟芬身上。“你們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劉國鋕介紹來的家庭教師！”何太太指著胡其芬，對特務們說。

胡啟芬就是這樣被特務們抓捕的。作為與劉國鋕有關係的嫌疑犯，她被關進了老街32號——特務機關西南行營二處的辦公所在地。在敵人看來，作為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的胡其芬，同樣具有“重要的利用價值”，所以對她的審訊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從地下工作轉到監獄鬥爭，對胡啟芬落說，只不過轉換了一個戰場。“在生與死的抉擇之間，必須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這是一個革命者的基本素質。”這是胡其芬平時對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們常說的一句話，而她更是這樣要求自己。

1919年農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彥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學日本，胡父為人正直老實，雖在北洋政府的財務部當會計，卻家境並不好，常靠典當衣物維持生活。胡其芬的母親肖石蓴是湖南長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歡幫助窮人，母親的性格對胡其芬有很大影響。六歲時，胡其芬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讀書，並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篤亮學習英語。1929年胡其芬的父親到南京賑濟委員會做會計，胡其芬隨全家遷到南京。1931年，她以優異成績考進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變”，打破了胡家寧靜的生活，胡其芬開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憂慮、苦悶和思考中，她渴望瞭解現實生活，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於是父親書櫃裡的《三國演義》，《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經典名著，成了她如飢如渴的閱讀書籍，同時也開始閱讀進步的新文藝作品，如《子夜》、《母親》、《夏伯陽》、《毀滅》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共產黨領導下掀起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二·九運動”。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聲勢浩大的學生示威遊行隊伍的行列，並在兩位堂兄的影響下，成為了南京學聯的成員。從此革命種子播在了年輕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學聯”的內部刊物上，胡其芬讀到了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斯諾的《西行漫記》，她的心開始飛向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學經濟系。這時，抗戰爆發。胡其芬一家遷到了長沙。在中央大學，胡其芬參加了“白雪劇團”，後又去長抗敵後援會救護訓練班學習，併到傷兵醫院服務。當年12月，經堂兄胡篤仲介紹，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