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員家母無私奉獻家產支援革命有著直接的關係。

像王樸那一代成長於抗戰初期時期青年，當時擺在他們面前有兩大問題：一是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大片國土淪陷，國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一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時，人生的道路何在？有正義感的愛國青年，都要追求這兩大問題的解答。王樸的愛國思想和革命正義感特別強，所以在這兩個問題上追求得更加熱切。以他的富裕的家境，本可以好好唸書，深造學問，將來在社會上做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可是，這些東西和他的志趣、抱負和性格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相反，是偉大的民族鬥爭烽火和追求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成了他人生最崇高和願意為之獻身的事業。對此，他也常自豪地對同學們說：“如果不是抗戰爆發，找到了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像我這樣出身的人，可能讀完大學就出去留洋鍍金，不會來關心國家大事了。”

抗戰開始，中國共產黨便在武漢出版了《新華日報》，生活書店也在重慶設立了分店，發行進步書籍。從那以後，王樸就是《新華日報》和生活書店的忠實讀者。他每次進城總要買一批書刊回來，所以在他入獄前夕，幾乎儲存了全部的《新華日報》和《群眾》、《解放》、《理論與現實》等進步刊物。生活書店出版的重要書籍，他一本不漏地購買齊全。他有讀書的良好習慣，對理論特別感興趣，尤其是馬列主義原著，他有計劃地一本一本地仔細閱讀，度寫眉批、做筆記。在假期中，他的絕大部分時間花在了讀書上。王樸眼睛近視，從少年時代起就戴上深度的近視眼鏡，可並沒有影響他如飢如渴地學習與讀書。求知過程中，他逐漸建立了馬列主義的信仰，從此以後對民族的道路看得清楚了，對人生道路的選擇也找到了方向。王樸的進步思想和行為，也影響和爭取了家庭成員的進步。他父親在抗戰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個受過中等舊式教育的善良婦女。王樸先動員母親一起跟他讀《新華日報》和有趣的現代小說。這個計劃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與同學見面，興奮地說：“我母親現在也看《新華日報》了。最近還看了高爾基的《母親》，她不習慣看新小說，但是她對這本書感到了興趣。”爭取母親對革命的同情，這是王樸獻身黨的事業的一個重要步驟，也表現了王樸對革命事業的遠見和忠誠於黨的高尚品質。

重慶及四川，長期以來經受過封建軍閥的長期黑暗統治，各派軍閥在此長期混戰，搞得民不聊生，社會黑暗重重。所以，這裡的愛國青年，無不對封建軍閥和反動統治切齒痛恨。可是蔣介石為首的同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後，腐敗、殘暴與黑暗的統冶，更甚於原來的地方封建軍閥。這更引起了愛國青年的反感與憎恨。王樸的表現尤其強烈，每說到反動派的種種罪惡，他總是難以抑制心中的憤怒。抗戰時期，他就得到這樣的結論：不推翻蔣介石反動派的統治，國家民族是不會得救的，更不用說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這時期，王樸透過接觸和學習毛澤東等人的著作，思想進步更大了，認識社會和時局的能力也更強了。抗戰初期，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一書，提出了抗日戰爭的道路與發展規律。這本書在當時蔣管區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反動派深為忌嫉。許多同學們都聽過王樸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據說蔣介石看了《論持久戰》一書後，勃然大怒，喊左右來問：“為什麼不用我的名義寫一本這樣的書　？＇＇”有一個人答道：“報告委員長，這是人家毛澤東先生親自寫的，一般人沒有這樣高的見解。”蔣介石啞然失措，立即喝退了左右。每每講到這樣的故事，王樸總會發出暢快而爽朗的笑聲。

剝削階級出身的王樸，雖家境富裕，但他的個人生活卻相當簡樸，直到上大學，仍然穿著樸素的布制服。他從不把時間和精力放在衣著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還有勞動的習慣，王樸有幾個弟妹，可在家庭中，他除了帶領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還經常幹家務勞動。他一生討厭奢侈和浮華的生活。

1944年，王樸進了復旦大學。在這裡，他更加積極地參加進步同學的活動。王樸的一位復旦大學同學何燕凌先生回憶道：1944年夏天，北碚夏壩復旦大學新生入學的日子裡，新聞系新同學中一個既熱情又冷靜、既活躍又沉默的四川本地青年，引起了南方局青年組的復旦“據點”核心組的注意。他剛入學就把不少同學吸引到他的周圍，帶領他們一起看《新華日報》、《群眾》等進步報刊。不久，這位新同學又組織一批同學在校內創辦了壁報《。：學窗》。我黨在復旦的“據點”核心組就是透過《。：學窗》壁報社的骨幹分子主動地與這位同學取得聯絡。他就是王樸（